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便于行政管理而分级划分的区域，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要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需要行政区划设置发挥更大的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部署，对我国城市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城市现有的行政区划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需要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和现实发展需求进行优化调整。因此，本书首先分析中国城市行政区划优化的战略背景与紧迫性，明确优化调整城市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的动态演变轨迹、中国城市行政区划优化的因素和作用机制，为城市行政区划优化提供理论基础。然后，本书提出“区划合理诊断-治理效用评估-政区位势重塑-区域空间优化-调整范围识别”的中国城市行政区划优化模式：从区划合理诊断的角度，获取中国城市行政区边界的总体特征，判断各城市行政区划的合理性，为城市行政区划优化奠定基础；从治理效用评估的角度，评估城市行政区划优化的国家治理效用，从实证角度获取国家治理下的城市行政区划优化逻辑；从政区位势重塑的角度，获取通过城市行政区划优化重塑政区位势的作用机制；从区域空间优化的角度，获取城市行政区划优化推动区域空间结构变化的作用机制；从调整范围识别的角度，识别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范围，界定城市的行政区划扩张范围，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供方向。最后，本书提出科学合理的城市行政区划优化措施与政策建议。

古典经济学提倡用市场进行稀缺资源的分配。但是现实中的很多分配问题因为法律，道德，以及传统等原因不可以通过市场解决，而必须通过某种集中分配机制处理。比如公租房的分配，工作任务在小组成员中的分配，玩具在小朋友中的分配，等等。在这些分配问题中是否存在同时满足帕累托最优，公平，以及防策略性的机制是一个核心问题。已有文献在没有对参与人的偏好施加约束的条件下已经证明了不可能性定理。而已有的几个通过施加偏好约束找到可能性定理的尝试也基本是否定的结论。本文以作者前期的研究为基础，系统呈现了这一方向的研究结果。首先，作者给出了一个非常强的不可能性定理。这一定理可以推导出现有文献中的所有不可能性定理，并且指明了寻找可能性定理的方向。其次，沿着这一方向，作者成功找到了一系列偏好约束使得上述的三个性质得以同时得到满足。最后，作者尝试放松文献中的一个重要假设，并研究其对已有结论带来的影响。本研究的意义：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集中分配问题基本还是依靠经验来设计机制，缺乏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书研究通过施加偏好约束找寻同时满足帕累托最优，公平，以及防策略性的分配机制。从理论角度讲，本书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这一机制设计问题的理解。从现实角度讲，本书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存在满足上述性质的分配机制，以及如何设计机制。

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也被称为无人驾驶汽车，是未来道路交通发展的一个趋势，并将大幅度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尽管关于科技产品的市场营销类书籍以及研究非常丰富，并且跨越了不同的研究背景，但很少有研究聚焦于了解与剖析我国潜在消费者是如何看待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以及对无人驾驶汽车的市场化应用和推广持有怎样的态度以及接受度。本书基于对先前研究的大量整理与脉络梳理，通过对科技接受等消费者行为理论、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解析与跨学科运用，结合对潜在消费群体的深入采访和市场调研等一手数据，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更深层次地解读中国消费者对无人驾驶汽车的看法以及使用意向。其中，消费者态度、感知享受性、感知出行效率、感知社会效益等因素都对消费者使用无人驾驶汽车的意愿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与消费者特性有关的因素（例如，性别、年龄等）则以调节变量的形式存在。同时，本书所提出的概念模型一定程度上拓展与丰富了传统的以科技接受类模型为主导的消费者—科技交互模型架构，在理论部分有所创新。本书所陈述的研究结论与详尽的结论分析对于无人驾驶汽车进一步的市场研发、市场营销、政府部门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都会起到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

治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类发展进步的时代特征，全面思考完善国家治理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把改革开放视为完善国家治理、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一招。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对内来看，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国家治理；对外来看，就是要适应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形势，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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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跨国经营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制度距离的影响尤为关键。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具有投资方向和投资动机的多元化特点，制度距离及其不同维度在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具有差异影响。同时，海外投资可以汇集多种创新资源，通过知识转移和技术溢出提升跨国企业的创新绩效，这己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在此过程中，制度距离究竟是产生了阻滞作用还是起到了积极影响，学术界并未有一致的结论。本书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拓展了制度理论的应用情境，为中国企业OFDI的前因解释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第二，对于制度距离进行细分维度的比较研究，特别强调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OFDI制度因素的认识与理解。第三，拓展了国际化经验的研究边界，并将其用于机制检验。同时可以在实践上可以为中国政府部门促进企业海外投资制度环境优化、为企业进行跨制度、跨文化管理，并从多视角权衡和制订海外投资战略提供思路。

本研究从农村居民的收入与福利两个角度出发，发现了一些重要而有趣的结论。从收入角度来看，本研究发现：第一，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政策提高了贫困家庭的收入、降低了人均消费等，对贫困家庭产生了显著的增收效应。实践中，精准扶贫政策通过**生活保障补贴、危房补贴、助学补贴、“985”医疗政策等减免或报销补贴政策，大幅减轻了贫困家庭的支出负担，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产生了明显的“增收”与“节流”的双重效应。第二，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从而导致脱贫家庭存在高脆弱性、高返贫率和低抗风险特征。这意味着，步入乡村振兴阶段，政府应该着手推动低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充分发挥“资产赋能”低收入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抗风险的作用。第三，本研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扶贫对不同要素禀赋家庭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由于转移支付不具有“授人以渔”的作用，长期兜底式的政府补贴反而促使依靠补贴为主的贫困家庭产生了明显的“补贴依赖”。第四，精准扶贫政策在减少农村贫困的同时，对非贫困家庭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外溢性。这是因为，“造血式”扶贫带来的增收效应更多地流向了中等收入群体，但这种正向外溢性并非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农村居民收入与福利效应分析不利于**收入群体，而是对中等收入群体产生了更大的“增收赋能”效应，从而扩大了农村地区局部的收入差距。因此，乡村振兴发展中，政府需要关注市场机制下非均衡化资源分配导致局部收入差距扩大和相对贫困问题。

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深刻影响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行为。在两权分离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风险偏好和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导致企业创新存在代理问题，而良好的激励监督机制能够缓解这种代理问题。因此，公司治理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体制机制。《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有别于传统公司治理相关研究，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视角，考察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的影响，试图为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经验证据。

《创新驱动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研究》从系统把握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及其演变趋势出发，改变传统比较优势进而形成和发挥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内生比较优势，通过“创新驱动嵌入升级”和“创新驱动构建新链”两条路径并驾齐驱，切实发挥创新驱动的作用，推动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具体来讲：一，分析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传统比较优势丧失所导致的双重挤压现状，以及新时代背景下创新要素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匹配性；二，深入探讨创新驱动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机理，重点讨论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以制度创新为补充的外部环境调整，如何合理配置创新要素，实现“低端攀升”和“高要成就”（以下简称“低攀高就”）；三，创新驱动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径研究，探讨“嵌入升级”路径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基础条件和核心技术领域突破，“构建新链”路径的动力源泉、产业发展现状、制度加速和实现障碍；四，创新驱动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案例分析，力求发现不同产业内部，创新驱动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差异性路径，全方位总结路径形成的原因和路径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而能够为精准的政策建议提供实践依据；五，分别从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加快市场适应性技术创新、yin领业态模式创新、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提供政策建议和对策措施，实现“创新驱动嵌入升级”和“创新驱动构建新链”，持续推进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公共政策性金融应时代召唤而生。四十余年来，白钦先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公共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为推动中国公共政策性金融事业高质量发展多所贡献。截至2023年，白钦先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围绕“公共政策性金融”相关主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出版专业性专著十余部，为相关专著作序二十余篇，撰写咨询报告十余篇，应邀作学术报告二十余场，部分优秀作品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特别是在中国公共政策性金融异化与回归的过程中，白钦先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学术立场、秉持科学态度，积淀形成几十年学科建设发展的宝贵经验财富。白钦先教授将中国公共政策性金融理论新架构下的若干特征概括为：金融性、国家金融性、公共性、国家信用性、特定限定性和特定选择性，这五个方面的特征。本书精选收录了白钦先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研究政策性金融理论与实践的主要成果，主要包括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相关专著所作序言、公开演讲及专题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