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余位国内顶尖的经济学者、学者型官员和商业思想家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深入探讨经济领域各种重大问题。精英的思想交锋，前沿的观念冲突汇于一堂，开阔的视野、深刻的见地彼此激发必将震荡出更具思辩力的智慧火花，关注中国问题、聚焦经济大事，知识精英的百家论坛淬取出中国模式的改革之路，锻造出具有普世价值的“北京共识”，锤塑出对中国式改革具有重大前瞻意义的先锋理念。 中国能否以文明国家的姿态崛起，取决于政治、经济、国际战略等诸多因素，21世纪北京圆桌的题域因此涵盖广泛，我们反复涉及了宏观调控、三农难题、外资外贸、金融改革、国资改革、非公经济这些充满争议又至为关键的话题。

距那次采访已经有十一个年头了。有新闻教科书解读分析这次采访——它已经被当成一次新闻实践的成功案例。但我还是觉得，外人是很难理解这次采访的。在十多年前、管理比现在还森严许多的行业，一家无钱无势的报纸是如何做这件事的？说它无钱，是说当时它的财力对未来几周能否出版都没有把握；说它无势，是说它除了有些作者、书生，以及订户外，别无依靠，至今仍蒙当局“法外开恩”存活。事实上，全国没有一家如此安身立命十余年的报纸。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次学术性色彩浓厚、影响很大的采访（采访内容被国务院研究室以“送阅件”形式报送给了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并被国家总理指定列入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指示中国计划出版社将这次采访结集出版），它的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却是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这次采访就来源于他偶然的胡思乱想。我得坦率承认，当时美国12位诺奖得主讲了许多，讲得唾沫横飞，但我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在美国的15天，我像一个监工，满意于事情正常展开就行了——没有人昏倒和乘错了飞机。那时候，许多人读这本书，我却看不懂，真是黑色幽默。尽管，我现在更像这本书的真正读者了，而不像采访者和主编。我现在理解了他们说的一些东西，甚至不同意其中一些人的看法。比如西蒙。他批评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主张著名的“有限理性”。但我觉得西蒙是没事找事。因为经济学假设的理性本身就是局限下的理性，是各种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如果讲的是没有局限的理性，那现在全世界大学学习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整个就是一套自我反驳。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若不是局限下的理性，那么人就是上帝，全知全能的，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它失败的原因就得重新寻找。当然，看似无聊的“有限理性”说不定正是它刺激了有关信息的价格研究和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如今，我对经济学是有了一些个人的“偏见”，但十一年前采访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我对经济学确实一窍不通；那样做只是为了好玩，并不是打算自己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去。无钱、无势、无知识，进行了一次要钱、要批准、要知识的跨国采访，我都不知道如何成就的，那些分析解读此事的人一定是神仙。为这本书再版作序，主要是为了了却一件让我一直负疚的事。我要感谢成全了这次采访的一个人和一个组织。如果没有1994年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海闻的费心组织和协调，没有留美经济学会毕克茜、丁专鑫、许小年、李玲、黄河等博士在美国各城市的接送和采访翻译，是不会有我这次快乐的历险的。留美经济学会感念这次采访辛苦，海闻当时还代表学会要赠钱给我，我很快乐就辞谢了，可能是不好意思接受。顺便要提及的是，1994年的这次采访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让我问心有愧，我感觉名不副实，于是在多年以后又委托汪丁丁博士进行一次专业内行的采访，以回报社会。事情并不尽人意，但聊胜于无。所以，这本书新收录了汪丁丁博士尚存的三篇采访。十一年后的今天，也是五月，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华举办“诺奖论坛”。中央电视台为直播这次盛会，邀我来京策划这次报道，我很想笑。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这样描述人事的兴衰无常：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一个表面上很强大的力量，往往很脆弱，它们经不起一场流行病的袭击，一小队野蛮人的进攻，一位领导人的死亡，甚至抗不住几句谣言。胜利的纪念碑刚刚落成，转眼就成了失败的纪念碑。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对于一个兴起的力量而言，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最终落败的国家，其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有时二者必居其一，有时则两者同在。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如何对待和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作为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发源地，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如今怎么样了？《中国黄河调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 作者张华侨从青海草原，沿黄河走到青岛，历时一年多，行程15000多公里，对黄河沿岸的自然面貌 、生产现状、人民经济生存及精神生存状况等作了大量调查。“相对于东南沿海，黄河沿岸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还是沿岸居民的思想观念等等，明显落后了。”作者认为，他们需要而且希望改变现状，“如何使自我改变的愿望付诸实现，需要政府，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隆重推荐。

《解密香港廉政公署》以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为背景，以廉署所成功侦办的多起惊心动魄的大案为经纬，全面揭示廉署的历史和作用，是国内外第一本专门研究和分析廉政公署的书籍。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了解为什么"香港胜在有ICAC"，可以了解在香港这样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廉政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廉署使贪赃枉法者闻风丧胆。“香港胜在有ICAC”，这句话在香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香港的法治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廉政公署这一独特的机构。

对于日本，我们不是了解足够多了，而是知之甚少。日本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国家和实力，现代日本社会如何认识中国的国力，这本书可以说很有代表性。本书对关心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广大中国国民有着很强的参考价值。作者没有刻意去贬低中国来抬高日本，而是从日本民族的一些特性和一些具体的经济指标出发，来与中国进行比较，指出彼此差距，分析现状及未来走向。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很具体的日本国力分析报告，深入刻画了日本人的心理侧面。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更多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更深入地了解日本。同时也以此作为一面镜子，找到我们的真实差距所在，为中国的崛起而继续卧薪尝胆，艰苦奋斗，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任何国家都发自内心尊重的世界大国，为世界和平和安宁作出更大贡献。

“王道”是历史上帝王夺得天下、统治江山的成功经验，更是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的事业成功之道。本书文字简洁，角度新颖，讲述了古代帝王开国创业的历史故事，展现了富有创业激情的秦始皇、善于知己知彼的刘邦、厚道宽仁的刘秀、积极乐观的曹操、行胜于言的李渊、适时进取的赵匡胤、白手起家的朱元璋等鲜明的成功者形象，总结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向读者揭示出古代帝王作为一个成功者所具备的人格特点、独特个性和超常能力，希冀激励现代人在自己的事业上努力成就辉煌的业绩。

中国已经改写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中国正在带来全球资本和商品市场的动荡，中国即将挑战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br＞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银行还在大量失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举世无双，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潜伏的各种矛盾和危机一触即发……＜br＞关于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充满了大量的“神话”。＜br＞本书是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正面回答。一方面，作者详细分析了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包括政经关系、人口老化、银行坏账、社会矛盾、增长模式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在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探讨了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针对各种夸大其辞的论调，作者还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相，指出中国尽管是新崛起的亚洲巨龙，却并非人类从未见过的物种。从宏观经济的各种表现来看，它都将沿着东亚文化圈的既定模式发展，在未来二十年逐渐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羊。同时，在七个重要的方面，它不会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br＞对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挑战”这一全球性话题而言，本书可谓最冷静客观、最有深度和最独辟蹊径的力作。

吴敬琏先生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而马国川在这本书的开头说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大幕早已拉开，争论从未间断。只能说，“科龙事件”的极端例子把国企改革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从而把改革争论推向了大众，推向了网络，使得这场爆发已久的争论最终“落地”了。 从这个意义上，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叫“第三次大争论”也可以成立。 本书作者以起年轻人的大胆和敏感，从新闻视角和大众视角评述在这场 “第三次大争论”中的一些政治、经济现象，反思改革成果。该书写得很热闹，很好看，具有一定的政治深度，值得一读。

美国著名学者法瑞德·扎卡利亚在《未来属于中国吗？》这篇文章里曾经写到：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是一个事实。中国已经走过了新世纪的六年，如今又迈进了第七个年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崛起了吗？它还存在哪些问题？习惯于遗忘的人们，让我们与中国财经报道一起回忆过去的六年，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并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顺便，也展望一下已经开始的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