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的颁布和实施不仅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里程碑。中国已从新入门实施反垄断法的国家发展为世界三大主要反垄断司法管辖区之一，反垄断执法工作取得长足的发展，成果显著。基于集中控制政策事后评估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效果事后评估的评估标准、评估方法、评估内容等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本书分别从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案例的总体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两个视角，对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进行事后评估，探究我国集中控制政策的效果。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面临着经济下行、产业升级和稳定就业市场等巨大挑战，尤其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稳就业”、“保就业”是当前“六稳”、“六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保障民生的关键所在。本书遵循观察现象——提出问题——找寻因果关系并检验传导机制的思路，结合金融发展与创业理论、信贷约束理论和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从家庭债务结构、住房负债以及购房融资方式三个研究视角，全面地探讨家庭债务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以此反映中国家庭部门债务对国家推进创业经济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为缓解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与启发。

本书介绍了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从无到有的成立过程，追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发展文化，奋进、拼搏的发展过程等。作为国家级创新中心，国创中心以培育新型研发机构、建好国家级创新中心、助力世界级产业集群为使命愿景，能够成为可借鉴、可复制和推广的模式。

本书以研究方法为轴线对经济-能源-环境领域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并总结、提炼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缺点，为投入-产出模型及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在能源、环境领域的选择与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在实证研究方面，碳排放强度指标（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2排放量）衡量了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评价指标常常被用来作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制定减排目标时的评价标准，例如中国。本书分别基于Leontief和Ghosh投入-产出模型，采用乘性SDA和归因分析对中国CO2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部门贡献进行量化研究，并对需求和供给视角下有差异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城市是国家能源的主要消费者，以中国为例，城市能源消费占国家能源消费的85%左右。因此，城市对于国家能源问题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城市的规模逐渐扩大，其对国家能源表现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在中国的能源问题上，城市间存在着广泛且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别地，伴随着区域间贸易的加剧，城市间能源相关的空间差异呈现越来越显著的趋势。因此，在城市层面，考虑存在空间差异的情况下，制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能源目标和能源政策对中国顺利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和改善能源表现至关重要。本书采用投入-产出分析和空间结构分解分析（spatial-SDA）方法评价中国四个直辖市的能源表现并量化分析其能源表现的空间差异。特别地，鉴于最终需求（即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出口、国内省外净流出）对能源表现的重要作用，本书将分别从总体和最终需求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本研究的意义：在理论方面，本书在方法论层面延申了投入-产出模型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应用，较为详细的介绍、对比、论述了Leontief和Ghosh投入-产出模型的区别与联系。得益于Leontief投入-产出模型的成熟发展，本书建立了基于Ghosh投入-产出模型的敏感性分析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并将其应用在中国的能源和碳排放研究中。在实践方面，本书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对中国的能源及碳排放问题进行了系统且细致的探索。分别从需求和供给的视角，锁定驱动国家能源和碳排放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行业层面，绘制对国家能源和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产业链； 在城市层面，探索国家区域间能源表现空间差异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我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可靠经验和数据。

本书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和文献，以中国和美国的产业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因素、逻辑规律、路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本书通过大量的数据说明两国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异同点，尤其是着重分析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差距。最后结合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呈现出的新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更多的参考，我国经济能够在科学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中实现长期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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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改变着人类社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引领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而数字经济时代，创新驱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意义深远。本研究基于在先前研究脉络中发现，创新驱动是促使企业成长并获得竞争优势的前置因子，其中市场导向、技术机会更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及绩效利益提高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但回顾文献也发现，相关的创新探讨较少从吸收能力的角度去探讨企业如何从繁杂的技术或产品信息中去筛选有用信息，并通过消化、吸收、进而转化为有价值的知识，最后应用知识去有效地提高绩效。本研究以资源基础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为依据，提出从创新驱动到新产品创新绩效必须通过吸收能力来完成；同时，机会感知、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公司对知识的吸收和转化。本书以中国的北京、深圳、山东省的高科技企业及互联网企业为样本来源，并使用多元阶层回归进行假说验证。研究发现，吸收能力中介创新驱动与新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需要通过对市场知识、技术知识的获取、同化、转化、应用形成企业独特的能力，为新产品创新绩效的增加提供可能；同时，市场动荡性、竞争强度、机会感知都负向调节市场导向与吸收能力的关系。本研究在学术理论与企业管理上提出的建议及后续研究方向，对学界、研界与业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较少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非经济领域。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创造和伟大实践，本书提出将新发展格局从经济领域拓展至非经济领域，加快构建包括经济发展新格局、政治文明新格局、文化发展新格局、社会发展新格局、生态文明新格局在内的“五位一体”新发展格局。“五位一体”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意味着中国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领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从而创造中国发展新道路、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加快中国在全球发展中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转变。

本书以“源起”为起点分析西方现代化兴起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比较世界现代化模式的特征及其区别，以“创新”为视域重点阐述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揭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以及现代化种种模式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优越性。

本书在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发展历程及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和大样本调查，双重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驱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成果可为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建议，也可以帮助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中引导员工产生更加积极的行为，从而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效果的**化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