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三章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个特殊时期，考察了这几个时期杰出的经济学家——第一章谈英国，第二章谈美国、德国和日本，第三章谈上述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失败。读者同样会发现，第二章、第三章的篇幅比其他各章要长出两倍以上。这是因为，除了继续考察贯穿《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始终的“分析四重奏”——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的作用之外，这两章还考察了引领“分析四重奏”的“历史四重奏”，即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这四个过去和现在都位居工业资本主义四强的国家。第二部分批判分析了过去的半个世纪，并为社会经济现实与当前的趋势，以及指导现实的经济理论提供了选项。

如1984年诞生的联想、万科如今定然忙于筹备2009年的25周年庆典。而诞生于1969年的万向集团是一个特例，40年的成长让它骄傲地站到了最年长的中国企业之列。中国人有逢五逢十大庆典的传统，这也情有可原，一家公司成功的标志首先便是沧桑历史的长短，于是，在众多企业奔向百年历程的道路上，数代人的努力才能铸就一个稳固的王国，因此也便有了代际续存的问题。相较于众多代际学说，我更赞同徐王婴在此书中提出的“浙商1.5代”概念。中国企业尽管长如万向40年，或联想、万科25年，但实际上都是一代人的事业，至少到今天，63岁的鲁冠球、64岁的柳传志，或是57岁的王石依然活跃在企业经营的事业中，而新的接班人也还在前辈的指引下循序前进。

《徽商的智慧》尝试着以徽商的由儒入贾至贾儒结合、儒为贾用为主线，通过对徽商的思想变通、经营理念、培育人才等各个方面进行解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讲述徽商是如何利用智谋为自己的商业发展营造更加有利于自身的条件；如何把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尊崇运用到结交文人士子、官府权贵，以便为自己的经商事业打开方便之门；如何把儒家的仁义之道转化为经商之道，以义取利、谋取大利；如何依靠宗族乡党的力量打造经商网络、形成天下第一商帮的大智慧。以期能够从思想的层面上来剖析徽商的成功。 徽商的变通能力、对知识的学习以及对当时局势的运用、对传统道德和新思想的融合，以及依靠血缘、地缘关系团结宗族同乡等等智慧，成就了明清第一商帮的辉煌。而这些智慧的运用对现代商人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启发。

梁方仲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最早以现代统计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利用地方志、档案、族谱、契约、文书等非正史资料研究“王朝制度和地方社会的学者最成功的一位”。他毕生追求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努力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论著，尤以明代赋役制度研究最为精深，被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他潜心研究，博览群书，取材宏博，勤于笔耕，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其论著阐述精邃，论断周详，眼光超前，具有真知灼见。《梁方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按论著的内容归类编辑成八册：第一册是《明代赋役制度》，第二册是《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第三册是《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第四册是《明代粮长制度》（校补本），第五册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六册是《中国经济史讲稿》，第七册是《梁方仲读书札记》，第八册是《梁方仲文存》。 本书为第一册《明代赋役制度》。

梁方仲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最早以现代统计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利用地方志、档案、族谱、契约、文书等非正史资料研究“王朝制度和地方社会的学者最成功的一位”。他毕生追求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努力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论著，尤以明代赋役制度研究最为精深，被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他潜心研究，博览群书，取材宏博，勤于笔耕，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其论著阐述精邃，论断周详，眼光超前，具有真知灼见。 《梁方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按论著的内容归类编辑成八册：第一册是《明代赋役制度》，第二册是《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第三册是《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第四册是《明代粮长制度》（校补本），第五册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六册是《中国经济史讲稿》，第七册是《梁方仲读书札记》，第八册是《梁方仲文存》。

交通史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二十世纪以来史学研究者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中外交通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帮助我们较为清晰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古代交通线路变迁、交通设施和交通体系发展、交通工具改进、交通管理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帮助我们深刻认识交通对国民经济社会的影响，交通对各民族文化传承、传播与融合的联系，交通对国家之问的外交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王子今先生在《中同交通史研究一百年》一文中全面总结和归纳了二十世纪交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成为可供后人研究交通史吸取和借鉴的重要学术成果。本书的研究离不开这些前人研究成果，由于本书以《南宋交通史》为选题进行研究，下面就以本书重点参考和借鉴的相关交通史著述为主要内容进行综述。 本书对南宋的交通事业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对南宋时的海外交通发展以及交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清代漕运》一书，自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及好评。有先生认为，以前，漕运研究者对漕运兴盛衰落说法甚多，也有一定道理，但又不能令人满意，总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多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而本书探讨清代漕运史时，紧紧抓住地主制经济论这一中心线索展开。作者以为，当清代地主制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发展时，以地主制经济为中心的多种经济成分得以正常发展，中央集权稳固，政治比较廉明，吏治整肃，从漕运方面所体现的便是由明代的衰落到清代康雍年间、乾隆中期以前的兴盛。进入乾隆中后期，地主制经济逐渐脱离了正常发展轨道，土地兼并加剧，小农经济发展受挫，政治上日益腐败，官吏贪污之风日炽。同时，商品经济较前有更多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农民经济萎缩，漕粮负担却因需索而加重，农民己难以承担。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粮在增加，京师粮食己另有途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黄河不决堤，漕运迟早也要走向历史尽头。运用地主制经济来探讨漕运问题，是本书理论上一大突破。还有先生认为，本书是研究清代漕运的笫一部专著，填补了清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块空白。新中国成立以后，虽有人对清代漕运进行研究，但论文不多，内容也仅限于某一方面，始终未见有系统研究之作行于世。本书面世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平台。也有先生认为，本书立论基础厚实，引证资料丰富。作者花了大量时间尽了最大努力去搜集与本书有关资料，因此写作时有可能大量运用档案、文献，以至抄件、孤本，并互相参证。称赞此书“资料之丰实，前所仅见”。本书另一贡献在于富有现实现义。（1）本书详尽论述清代漕运由清初之混乱到康雍及乾隆中期前吏治之整肃，保证漕运畅行数十年。乾隆中期以后，伴随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漕运由治而乱，从而揭示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阐明政治上廉明必然为经济工作的发展开辟良好的环境。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必然影响到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这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和经济建设事业发展具有借鉴价值。有先生指出，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说是有永恒现实意义的”，并说“作者强调这点是有远见卓识的”。（2）本书对沿运河商业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从其兴衰中总结出：要保持一个城市长盛不衰，必须要注意生产与消费的同步增长，保持生产与发展的基本平衡，尽量使两者维持在同水平线上。作者指出，一个单纯消费城市，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就难保持其持续发展的势头。认为这一见解，对今天我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3）有先生认为，在当前学术界存在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时，本书的作者能够坐稳冷板凳，以扎实的作风、严谨的态度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是难能可贵的。这部著作的出版及其得到的好评，将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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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共20篇文章，分设六个栏目，其中“社会保障”和“财产权利”是重点讨论的两个专题。社会保障：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也引起了学术界对灾荒史研究的进一步关注。本栏编发的六篇论文，分别从灾荒和救灾史、官方体制与民间互助、社会福利与社会控制等视点，论述古今中外的社会保障诸方面状况。李文海教授作为中国灾荒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在回顾灾荒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后，提出今后的灾荒史研究必须重视五个“结合”，才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而另一篇关于英国1348年至1350年黑死病流行期间社会救助和整治的论文，或许对当前的抗灾救灾会有所启发。栏目中两篇关于社会福利的论文，分别论述了英国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的最初动机和德国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初起源，对认识近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缘起及特点应有所裨益。中国宋代的官方医疗体制别具一格，对救治患者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辑也有专文论及。民间互助组织向来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家政策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它们的不同命运，本辑一篇论文试图从中英两国的相关历史比较中来说明这一点。 财产权利：我国颁布施行《物权法》后，对财产权利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本栏目的五篇论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财产权利以及财产权利观念进行论述。有对古罗马学者的财产权利观的评论，有对中世纪欧洲某种土地制度中财产权利的分析，还有对中世纪大学的财产权、对妇女财产权法律保护的考察，以及对经济活动中财产权利观念的透视。 学苑撷英：本栏共三篇文章。一篇从讨论16世纪英国议会中的“乡绅入侵”开始，评论了对“乡绅入侵”的不同解释，认为历史研究中任何结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一篇讨论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科技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的，并对“李约瑟难题”作了自己的回应。另一篇论文考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试图说明雅典这个古典民主城邦何以发生逆向蜕变。 域外新论：本栏目两篇文章。一篇对英国经济社会史专家C·戴尔的一个新观点进行了评介。在戴尔看来，英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于1250年左右，经历了五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大约完成于1750年。另一篇是德国史学家彼得·布利克勒教授的论文，主要论述1525年德国农民运动以追求“自由”为斗争目标。随笔札记：张芝联先生一直关心本刊，他惠赐的这篇文章谈论了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自由的三种形式，并将之与同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作了比较。正当本辑编发之时，惊闻张先生溘然仙逝，本刊同仁不胜悲痛，谨向他老人家表示深切的哀悼！本栏另一篇文章回顾了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浪漫而又坎坷的往事，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学者访谈：R·N·斯旺森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教会史专家、伯明翰大学中世纪史系主任。与他的对话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本人的史学思想，也有助于了解英国史学和史学界的状况。

《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研究》所研究的“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区域（亦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和局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领导苏区军民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工农业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建设金融货币与财政税收体系等经济活动。《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废旧立新，苏维埃政府的金融货币工作，苏维埃政府财经税收制度的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