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求真务实》赶了个好日子，今天与读者见面了。所谓“求真”，就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去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所谓“务实”，则是要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做、去实践。我们的《求真务实》就是要在求真思想的指导下，务实地去发现问题、试图解决问题。 本辑的探索就从100年前开始。自彼时起，中国人仿佛迎来了名为“共和”的全新时代。然而，任何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必须经过历史长河的洗涤，方有望清澈。在共和诞生百年纪念之时，四海内外依然在热议着，100年前的革命，究竟是触发了另一个天朝盛世来临之前的短暂动荡，还是开启了中国摆脱王朝循环而融入现代世界的灿烂天桥？

《中国文库·哲学社会科学类：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套装全4册）》考察国民党政权最初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揭示了日本侵略劫杀暴行、列强转嫁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承续前卷“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中心线索，重点阐述中圈资本主义“不发展”和衰变态势及其原因；浓墨重彩地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发及其艰难生长，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性认识。本书由人民出版社2012年最新出版。

1890年，英国强迫中国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确规定重庆作为通商口岸并准备设立海关 。晚清重庆海关设立后，采用新的人事制度，即外籍税务司制度。税务 司行使海关行政管理权，与中国海关监督一道管理重庆海关。晚清重庆海关的主要功能有征税、统计、监管船舶和进出口物品、监 管海务兼办邮政和对外贸易等。《晚清重庆海关的历史考察》的作者是王文圣。

这是第一部整体叙述中国商业史的编年体著作。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然而，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东亚病夫”。在经历百年跌荡之后，中国经济再度崛起，在二十一世纪初，重回强国之列，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矛盾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本书作者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雄厚的笔力，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及至当代改革开放，叙述了两千七百多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辩驳得失，以史为鉴，本书适合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政府官员、企业界、学术界人士阅读珍藏，也是当代青年了解中国的启蒙读本。

谭白英编著的《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史》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以翔实的旅游经济研究资料为基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时代脉搏，厘清了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发展线索。在对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发展脉络的分析中，进行了分期，并归纳出各时期的发展特点，挖掘出各类思想的实质，阐述了反映时代面貌的各种思想的逻辑关系。这些都是至今没有人做过的工作。《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史》克服了资料分散，缺乏独立的旅游学科理论支撑的难点，以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为主，兼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解释现象、揭示本质、探索规律；将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以历史顺序和主流旅游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为主线，按旅游经济思想专题进行板块研究，构建了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史的整体框架；反映了时代面貌和各种思想的逻辑关系，开拓并推进了中国当代旅游经济思想史的编修。

张玮编著的《市场商人组织产业发展：以上海绸缎业为例1900-1930》是南开经济史丛书之一，《市场商人组织产业发展：以上海绸缎业为例1900-1930》讲述了：近代中国市场具有二元性特征，且传统产业的分工特征是场外分工发达于场内分工，基于这两个特点而形成商人网络的关系系统——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私人关系网络、以稀缺资源为基础的组织关系网络——作用于产业近代化。在这个机制中，组织和组织间在流通领域、生产领域的合谋有效性与市场分割情形、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商人身份特征——包括地缘性特征和执业特征密切相关。市场的二元性特征越是显著，市场越是分割，市场主体越有激励在分割的市场中结成基于地缘以获取稀缺资源的组织以补充私人关系网络。而基于稀缺资源的组织间网络若要在此类市场中合谋作用于产业改良，必要有其他要件辅助：诸如基于地缘的联结、基于法律或强制性权力的第三方控制。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6辑）（1945年-1949年）（套装上下册》是《苏州商会档案全宗》1945年-1949年间案卷的选粹，经校点、注释、分类后予以出版。为完整描述事件，个别史料的时间略有前后延伸。《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6辑）（1945年-1949年）（套装上下册》内容包括：（1）商会组织沿革；（2）会费收支和会务往来；（3）同业公会和各地公会；（4）发展实业；）5）劳资关系和商事调节；（6）经济管理和物价管制；（7）财政金融；（8）税捐征收；（9）参与政治活动；（10）社会公共事业。为保持档案原貌，本文收录文献均全文照录。其中，一些对当时政权、政党及事物的褒贬提法，以及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不实之词，如“共匪”、“剿共”等，亦按惯例未做改动，一律保持原样，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与使用时注意鉴别。此外，为保持档案原貌，原文中的用词习惯乃至少数文理不通之处，也未做改动。

现代经济理论越来越重视文化传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道德取向等因素构成的文化传统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运行中，每一个行为主体都不可避免地接受着文化传统的影响。文化传统通过影响行为主体的主观认知、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等，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 当文化传统成为一种社会环境，左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群体间的互相影响，构成特定的交易制度和交往习惯时，这种交易制度和交往习惯又会保障文化传统延续下去。密歇根大学的詹纳。贝德纳（JennaBednar）和斯科特·E·佩奇（ScottE．Page）等人将这种双向因果关系公式化地演示出来，提出了一个逻辑严谨的模型，规范地阐释了文化传统、制度绩效与路径依赖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传统这一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选择和制度绩效产生的影响。 晋商是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一个实力雄厚的商帮。明清时期，晋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推动中国当时的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晋商在20世纪初却迅速地衰落下去，其传奇的发展经历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本书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出发，首先探讨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晋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次研究晋商文化传统与晋商经营管理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制度绩效与路径依赖；最后是结论与启示。晋商文化传统主要概括为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重视商业的价值观念、信义观念、群体精神和谨慎、保守的传统观念；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主要指身股制、联号制以及赊销和信用放款制度。 晋商的信义机制和群体精神促使身股制的出现。制度执行初期，绩效惊人，票号“执金融业之牛耳”。但是在晋商身股制实行的后期，票号出现破产情况时，也没有向更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变迁，而是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体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

这本《服务经济思想史》梳理了经济思想史中不同年代的经济学家对服务的不同理解：追溯了古典时期和马克思的服务理论；介绍了20世纪30－70年代之间逐渐获得影响力的三次产业理论和“后工业社会”思想；最后探讨了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工业主义”，该观点强调工业是服务业扩张的基础。

惠玲教授《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缘起于国家“九五”重大项目《西藏经济通史》的子项目《宋元藏区经济》。2004年我投标获此项目后，就交由当时正入我门下攻博的惠玲女士负责。她硕士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攻西北历史，导师为西北史名家胡小鹏先生，故该生的学术传承有一定的根基。到广州暨南大学后，我将早年在兰州完成的有关安多藏族史研究论文交由其修订整理。这样，她又对宋元时期藏族史有了一定的认识。故此她来负责《西藏经济通史·宋元部分》这一项目应是适合的选择。惠玲在攻博期间的勤奋是人所共知的，西北人的“能吃苦”精神在她身上尤能体现，再加上惠玲心慧聪敏，一点就通的借鉴学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不仅将国家项目完成，而且在此期间还与我合作完成和发表了几篇宋元藏族史的论文，并获“暨南优秀研究生奖”，在我门下的众多研究生中，惠玲明显是佼佼出众者之一。《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一书就是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扩张而成。“宋元时期藏区经济研究”在西藏经济史研究中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也是一道难题，故该项目的招标数年无人问津。这一研究之难，一是宋元时期藏区历史线索不清晰，藏区各地的部族政权零星分散，时隐时现，形势极为繁杂；二是宋元时期藏区经济文献甚为稀罕，上不足以追唐，下则无法与明清相比。中文文献之文字记录仅局限于安多一地，而藏文文献则寥若晨星，仅有的几种藏文书中经济史料则犹如沙里淘金。然而，惠玲以极其坚韧顽强的毅力，以全面学习借鉴的方法，广搜文献资料，采撷前贤成果，特别是注重在藏文文献及海外汉学家的译著中淘金挖宝，居然完成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宋元藏族经济史的专著，内容不仅包括：宋元藏区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经济制度、牧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建筑业等等，而且照顾到卫藏、安多、康区三大藏区的不同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