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智慧》尝试着以徽商的由儒入贾至贾儒结合、儒为贾用为主线，通过对徽商的思想变通、经营理念、培育人才等各个方面进行解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讲述徽商是如何利用智谋为自己的商业发展营造更加有利于自身的条件；如何把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尊崇运用到结交文人士子、官府权贵，以便为自己的经商事业打开方便之门；如何把儒家的仁义之道转化为经商之道，以义取利、谋取大利；如何依靠宗族乡党的力量打造经商网络、形成天下第一商帮的大智慧。以期能够从思想的层面上来剖析徽商的成功。 徽商的变通能力、对知识的学习以及对当时局势的运用、对传统道德和新思想的融合，以及依靠血缘、地缘关系团结宗族同乡等等智慧，成就了明清第一商帮的辉煌。而这些智慧的运用对现代商人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启发。

《清代漕运》一书，自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及好评。有先生认为，以前，漕运研究者对漕运兴盛衰落说法甚多，也有一定道理，但又不能令人满意，总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多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而本书探讨清代漕运史时，紧紧抓住地主制经济论这一中心线索展开。作者以为，当清代地主制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发展时，以地主制经济为中心的多种经济成分得以正常发展，中央集权稳固，政治比较廉明，吏治整肃，从漕运方面所体现的便是由明代的衰落到清代康雍年间、乾隆中期以前的兴盛。进入乾隆中后期，地主制经济逐渐脱离了正常发展轨道，土地兼并加剧，小农经济发展受挫，政治上日益腐败，官吏贪污之风日炽。同时，商品经济较前有更多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农民经济萎缩，漕粮负担却因需索而加重，农民己难以承担。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粮在增加，京师粮食己另有途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黄河不决堤，漕运迟早也要走向历史尽头。运用地主制经济来探讨漕运问题，是本书理论上一大突破。还有先生认为，本书是研究清代漕运的笫一部专著，填补了清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块空白。新中国成立以后，虽有人对清代漕运进行研究，但论文不多，内容也仅限于某一方面，始终未见有系统研究之作行于世。本书面世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平台。也有先生认为，本书立论基础厚实，引证资料丰富。作者花了大量时间尽了最大努力去搜集与本书有关资料，因此写作时有可能大量运用档案、文献，以至抄件、孤本，并互相参证。称赞此书“资料之丰实，前所仅见”。本书另一贡献在于富有现实现义。（1）本书详尽论述清代漕运由清初之混乱到康雍及乾隆中期前吏治之整肃，保证漕运畅行数十年。乾隆中期以后，伴随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漕运由治而乱，从而揭示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阐明政治上廉明必然为经济工作的发展开辟良好的环境。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必然影响到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这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和经济建设事业发展具有借鉴价值。有先生指出，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说是有永恒现实意义的”，并说“作者强调这点是有远见卓识的”。（2）本书对沿运河商业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从其兴衰中总结出：要保持一个城市长盛不衰，必须要注意生产与消费的同步增长，保持生产与发展的基本平衡，尽量使两者维持在同水平线上。作者指出，一个单纯消费城市，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就难保持其持续发展的势头。认为这一见解，对今天我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3）有先生认为，在当前学术界存在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时，本书的作者能够坐稳冷板凳，以扎实的作风、严谨的态度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是难能可贵的。这部著作的出版及其得到的好评，将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交通史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二十世纪以来史学研究者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中外交通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帮助我们较为清晰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古代交通线路变迁、交通设施和交通体系发展、交通工具改进、交通管理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帮助我们深刻认识交通对国民经济社会的影响，交通对各民族文化传承、传播与融合的联系，交通对国家之问的外交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王子今先生在《中同交通史研究一百年》一文中全面总结和归纳了二十世纪交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成为可供后人研究交通史吸取和借鉴的重要学术成果。本书的研究离不开这些前人研究成果，由于本书以《南宋交通史》为选题进行研究，下面就以本书重点参考和借鉴的相关交通史著述为主要内容进行综述。 本书对南宋的交通事业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对南宋时的海外交通发展以及交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本书是一部全面透视上海近代商业教育发展史的学术著作。首先，它论述了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萌芽过程，从教育史的角度印证了经济史学界关于“买办是中国第一代新式商人”的最新研究结论。其次，本书详细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上海近代商业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分析了商业学校教育的特点、经验教训及其与上海商业近代化之间的互动。最后，本书以会计教育为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上海近代商业教育在全国的“领头羊”地位。

本辑共20篇文章，分设六个栏目，其中“社会保障”和“财产权利”是重点讨论的两个专题。社会保障：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也引起了学术界对灾荒史研究的进一步关注。本栏编发的六篇论文，分别从灾荒和救灾史、官方体制与民间互助、社会福利与社会控制等视点，论述古今中外的社会保障诸方面状况。李文海教授作为中国灾荒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在回顾灾荒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后，提出今后的灾荒史研究必须重视五个“结合”，才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而另一篇关于英国1348年至1350年黑死病流行期间社会救助和整治的论文，或许对当前的抗灾救灾会有所启发。栏目中两篇关于社会福利的论文，分别论述了英国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的最初动机和德国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初起源，对认识近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缘起及特点应有所裨益。中国宋代的官方医疗体制别具一格，对救治患者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辑也有专文论及。民间互助组织向来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家政策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它们的不同命运，本辑一篇论文试图从中英两国的相关历史比较中来说明这一点。 财产权利：我国颁布施行《物权法》后，对财产权利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本栏目的五篇论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财产权利以及财产权利观念进行论述。有对古罗马学者的财产权利观的评论，有对中世纪欧洲某种土地制度中财产权利的分析，还有对中世纪大学的财产权、对妇女财产权法律保护的考察，以及对经济活动中财产权利观念的透视。 学苑撷英：本栏共三篇文章。一篇从讨论16世纪英国议会中的“乡绅入侵”开始，评论了对“乡绅入侵”的不同解释，认为历史研究中任何结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一篇讨论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科技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的，并对“李约瑟难题”作了自己的回应。另一篇论文考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试图说明雅典这个古典民主城邦何以发生逆向蜕变。 域外新论：本栏目两篇文章。一篇对英国经济社会史专家C·戴尔的一个新观点进行了评介。在戴尔看来，英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于1250年左右，经历了五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大约完成于1750年。另一篇是德国史学家彼得·布利克勒教授的论文，主要论述1525年德国农民运动以追求“自由”为斗争目标。随笔札记：张芝联先生一直关心本刊，他惠赐的这篇文章谈论了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自由的三种形式，并将之与同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作了比较。正当本辑编发之时，惊闻张先生溘然仙逝，本刊同仁不胜悲痛，谨向他老人家表示深切的哀悼！本栏另一篇文章回顾了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浪漫而又坎坷的往事，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学者访谈：R·N·斯旺森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教会史专家、伯明翰大学中世纪史系主任。与他的对话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本人的史学思想，也有助于了解英国史学和史学界的状况。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西方经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巨著。它问世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以其独到的“有效需求理论”与“乘数理论”，解释了生产水平倒退及失业率骤增等等传统经济学无力解答的现实问题。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资产甚至命运依然会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涨跌，通胀率、利息、央行货币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不仅会影响我们所拥有资产的实际价值，也将影响持有者选择投资时机的策略。而《通论》所论述的正是这些现代人不可不知的经济知识。

本书是关于研究“制度变迁主要流派”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改革的方式方法、新制度政治学、公共事物治理理论、关于渐进变迁、自生自发论、政治体制改革、十月革命理论等内容。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是研究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论文集。论文按中国民族资本航运业、外国在华航运业、轮船航运业的经营管理、轮船招商局和轮船与近代中国经济等五类内容收录。通过收录的15篇论文，重点体现作为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轮船航运业在近代中国出现后的发展演变状况，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这些探讨，对于深化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考察了奥地利企业理论产生的原因，分析了它的研究视角、理论框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具体从哪些方面推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等等，指出了它存在的某些缺陷和问题，初步研判了这一研究的发展趋势。并认为纳入了奥地利经济学精神的企业理论，对企业动态行为的某些特点可能会有更好一些的解释能力。更重要的是，《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不仅仅只是研究了“基于奥地利视角的企业理论”，而是分析了这一研究对奥地利经济学本身的某些推进，更从这一研究中发现了奥地利学派中此前未曾出现的一些冲突和悖论现象。据此，《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进一步地分析了这些文献本身所未能完全意识到某些深层次的问题，并通过经济思想史的比较考察，认为有些问题触及到了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因此，《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认为，一个力图“嵌入了”企业理论的奥地利经济学，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并需要更多地创新。《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的研究思路是，将目前这些庞杂的文献按其大致的研究方向加以分类，并从各个研究方向中遴选出最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解读，然后再将这些研究方向体系化，理出一个整体上有着内在联系的逻辑进路，并在最后从既有的企业理论、奥地利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史三个方面来对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进行全面地比较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的结构共分为八章：第一章首先从当前企业理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入手，分析了奥地利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缘起和其发展的内在动力。然后分析了奥地利经济学与企业理论内在的理论渊源。最后则讨论了奥地利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研究视角、理论框架及其理论基础以及《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第二章则是从奥地利的秩序与规则理论出发来研究企业理论。首先简单地介绍了经济组织的哈耶克秩序理论基础，研究了组织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不同秩序的规则的起源、演化和转化问题。其次，从秩序与规则演化的角度试图构建一个打破企业——市场两分法的企业理论，将企业从均衡的结果转化为一系列互相作用的过程。并研究了企业形成秩序（惯例）的过程，讨论了企业是否会因此而丧失其组织特征这一问题。接下来，讨论了朗洛依斯和卡尼夭等人基于秩序观对企业理论的研究。最后，则介绍了卡帕斯对奥地利秩序与规则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以及他据此提出的新的企业理论研究思路。第三章研究奥地利知识理论对企业理论以及对奥地利经济学本身的启示。在前面的几节中，分别简要介绍了近似于奥地利知识传统几种企业理论以及由奥地利传统引发出来但却是从主流理论角度对企业理论所做的某些研究。在第四节中，介绍了明科勒对不对称信息模型理论的批评以及对分散性知识的强调，以及分散性知识问题对企业理论以及奥地利经济学的挑战。第五节介绍了福斯对知识经济时代分散性知识对权威的挑战这一论断的反驳，以及福斯利用米塞斯的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对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权威机制所做的辩护，以及对企业中导入价格作用等混合协调机制的批判。接下来，则通过对分散式知识和分布式知识的区分，进一步地深化了上面的论证。并认为这将不仅对企业理论而且将引发对奥地利经济学本身的一些定论的质疑。第四章讨论了企业的试验本质，因为，无论是第二章的扩展秩序还是第三章的知识理论，其实质都是在刻画一个不断探索的适应（试验）过程。因此，我们首先分析了当前奥地利企业理论对试验过程的研究意味着奥地利经济学对经济试验研究对象的转换。其次，比较分析了经济试验的定义和作用，并将组织经济试验与企业理论联系在一起。再次，我们提炼出了奥地利组织试验的产权理论基础。接下来，则研究了福斯为奥地利资本异质性理论建立的一个微观的基于动态的产权观的分析框架，以及它对企业理论的试验本质的关键作用。随即我们还讨论了企业的生产协调和组织创新的试验本质，并论证了企业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企业比起市场能更好地从事这样的试验活动。最后，我们将所有这些研究的j出发点或者说企业试验的出发点归结为企业家的判断作用，并论证了企业家判断仍然具有试验的本质，企业就是能更好地组织并实现企业家判断的试验主体。第五章中，我们论证前面的几章，其实都可以纳入到一个更为基本的市场过程——企业家精神理论的理论背景中。首先，我们论述了市场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与组织理论的关系。然后，我们研究了在非均衡框架中，零交易成本假设下企业是否能够存在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奥地利的企业家理论需要一个企业理论作为其理论支撑。接下来，我们介绍了一个试图通过以市场过程理论为基础来整合现存的企业契约理论和企业能力（演化）理论的研究。最后则论及了一些其他的观点。第六章则是对奥地利经济学中一些无法归纳到前面的逻辑主线中的其他论题进行了研究，首先是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理论、奥地利的认知理论以及米塞斯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中的观点（市场的参照系问题）以及拉赫曼的生产理论等。随后，我们研究了华人经济学家托尼·俞基于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和拉赫曼生产协调问题对企业协调（认知）理论的研究。接下来，我们研究了福斯对企业作为一种认知实体的研究。最后，则基于米塞斯的市场参照系理论对企业的限度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七章和第八章是《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的重点内容，在第七章中，我们着重对奥地利学派的企业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总结性回顾，特别是对这一研究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较为深入客观的评价，分析了奥地利经济学企业理论研究中的某些特有的优势和局限性；第八章则从现有奥地利学派对企业理论的研究工作出发，反过来对奥地利经济学本身进行了重新思考，不仅讨论了企业理论研究对奥地利经济学的正面推动，而且还讨论了这一研究中出现的某些彼此矛盾之处以及部分文献在研究过程中与奥地利经济学某些定论产生的冲突，并研究了某些文献一边坚持其方法论立场，一边又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令人意外的妥协、让步甚至“辩护”等在以往的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几乎从未出现过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在当前，现代企业理论经过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经过了交易成本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以及能力理论、知识理论等之后，现在正面临着怎样的发展和创新？而奥地利经济学经过了兴起、成熟、沉寂和再度的复兴之后，现在也面临着如何才能进一步地发展与创新？初看起来，这几乎是两个毫无关联的领域，但正是这两个领域的结合，现在已成为奥地利经济学中近十年来最重要的进展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但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较快，许多文献目前都还处于工作论文（WorkingPaper）的状态，涉及面既广且杂，很多研究思路彼此之间毫无关联性，所以至今这一领域尚没有对现有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合以及脉络上梳理并能对其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客观评价与反思的文献。《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正是针对上述问题所进行的一个初步的尝试。

《明清徽商经营淮盐考略》主要内容包括：徽州人迁徙两淮的年代可溯至宋代、科举业绩是有力的依据、对嘉庆《两淮盐法志》科第记录按语的理解、对《盐法志》科第记录的可靠性分析、以嘉庆《两淮盐法志》为基础的对比、徽商应是明前叶的淮商主体、徽商在淮盐经营中的角色定位和以明前叶事实为基础的讨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