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精选《经济问题杂志》（Journal of Ecnomic Issues）的精彩论文汇编而成，以探讨作为权力体系的经济为主题。《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在第1版所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即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经济权力的存在及其运用，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全面修订，添加了最新的理论洞见、哲学上的深思、分析上的精炼以及最近的大量证据材料，增添了制度主义所分析的考虑权力的判断及其结果等文献。

谭白英编著的《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史》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以翔实的旅游经济研究资料为基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时代脉搏，厘清了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发展线索。在对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发展脉络的分析中，进行了分期，并归纳出各时期的发展特点，挖掘出各类思想的实质，阐述了反映时代面貌的各种思想的逻辑关系。这些都是至今没有人做过的工作。《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史》克服了资料分散，缺乏独立的旅游学科理论支撑的难点，以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为主，兼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解释现象、揭示本质、探索规律；将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以历史顺序和主流旅游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为主线，按旅游经济思想专题进行板块研究，构建了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史的整体框架；反映了时代面貌和各种思想的逻辑关系，开拓并推进了中国当代旅游经济思想史的编修。

这本《服务经济思想史》梳理了经济思想史中不同年代的经济学家对服务的不同理解：追溯了古典时期和马克思的服务理论；介绍了20世纪30－70年代之间逐渐获得影响力的三次产业理论和“后工业社会”思想；最后探讨了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工业主义”，该观点强调工业是服务业扩张的基础。

本辑《求真务实》赶了个好日子，今天与读者见面了。所谓“求真”，就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去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所谓“务实”，则是要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做、去实践。我们的《求真务实》就是要在求真思想的指导下，务实地去发现问题、试图解决问题。 本辑的探索就从100年前开始。自彼时起，中国人仿佛迎来了名为“共和”的全新时代。然而，任何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必须经过历史长河的洗涤，方有望清澈。在共和诞生百年纪念之时，四海内外依然在热议着，100年前的革命，究竟是触发了另一个天朝盛世来临之前的短暂动荡，还是开启了中国摆脱王朝循环而融入现代世界的灿烂天桥？

这是第一部整体叙述中国商业史的编年体著作。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然而，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东亚病夫”。在经历百年跌荡之后，中国经济再度崛起，在二十一世纪初，重回强国之列，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矛盾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本书作者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雄厚的笔力，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及至当代改革开放，叙述了两千七百多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辩驳得失，以史为鉴，本书适合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政府官员、企业界、学术界人士阅读珍藏，也是当代青年了解中国的启蒙读本。

惠玲教授《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缘起于国家“九五”重大项目《西藏经济通史》的子项目《宋元藏区经济》。2004年我投标获此项目后，就交由当时正入我门下攻博的惠玲女士负责。她硕士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攻西北历史，导师为西北史名家胡小鹏先生，故该生的学术传承有一定的根基。到广州暨南大学后，我将早年在兰州完成的有关安多藏族史研究论文交由其修订整理。这样，她又对宋元时期藏族史有了一定的认识。故此她来负责《西藏经济通史·宋元部分》这一项目应是适合的选择。惠玲在攻博期间的勤奋是人所共知的，西北人的“能吃苦”精神在她身上尤能体现，再加上惠玲心慧聪敏，一点就通的借鉴学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不仅将国家项目完成，而且在此期间还与我合作完成和发表了几篇宋元藏族史的论文，并获“暨南优秀研究生奖”，在我门下的众多研究生中，惠玲明显是佼佼出众者之一。《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一书就是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扩张而成。“宋元时期藏区经济研究”在西藏经济史研究中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也是一道难题，故该项目的招标数年无人问津。这一研究之难，一是宋元时期藏区历史线索不清晰，藏区各地的部族政权零星分散，时隐时现，形势极为繁杂；二是宋元时期藏区经济文献甚为稀罕，上不足以追唐，下则无法与明清相比。中文文献之文字记录仅局限于安多一地，而藏文文献则寥若晨星，仅有的几种藏文书中经济史料则犹如沙里淘金。然而，惠玲以极其坚韧顽强的毅力，以全面学习借鉴的方法，广搜文献资料，采撷前贤成果，特别是注重在藏文文献及海外汉学家的译著中淘金挖宝，居然完成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宋元藏族经济史的专著，内容不仅包括：宋元藏区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经济制度、牧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建筑业等等，而且照顾到卫藏、安多、康区三大藏区的不同与变化。

财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以社会性权利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财政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国家便成为财政分配最直观的主体，由起初的原始财政演变为国家财政。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专制中央集权的奠定时期，其财政机制的总体态势向高度集中发展。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汉王朝来说，财政是联系国家与基层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调控工具。要维护中央政府的资源独占地位，国家必须对地方财政进行有效监管和控制。 本书以“汉代地方财政研究”为题，有必要先对“地方财政”概念作一下界定。从现代财政学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财政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的，即中央财政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财政的主体则为地方政府。

《北京的行会》是中国行会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第一本外国人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行会的书籍。全书14章，对北京42个行会进行了调查：行会的起源和历史，行会的数量、会所，行会成员，行会组织，行会会议，行会经济，学徒制度，行会的慈善事业，行会的宗教活动，行会的作用，行会的现代趋势和未来，问题和可能性……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处于变革、修正的历史大时代，寻找如何更好地接受并改变古代思想习惯和社会组织形式，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网络连结点，行会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史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悠久、梯队完整、实力雄厚，在国内领先且享有国际声誉的优势学科。1953年8月，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高等学校的财经院系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原中南财经学院派出张郁兰、谭佩玉、赵德馨等3位老师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班深造。三年后毕业时，周秀鸾老师也调入学校。这批学成归来的新锐，为学校经济史学科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学校经济史学科从创建到初步发展，从“反右”与“文革”期间的衰落到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凝聚了众多学者艰辛的努力和无懈的追求，赵德馨教授是学校经济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个引领和代表人物。从组织编写《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到出版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从50年代在《历史研究》发表有关历史分期的新观点到90年代提出“沉淀论与跟随论”的经济史学研究方法论，赵德馨教授对学校经济史学科的创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术阵营的领军人物，是引领学科不断向前发展的一面旗帜。在他年晋八秩之庆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决定编辑、出版《赵德馨与中国经济史学》，这不但是对赵教授个人从事经济史学科研究60周年的一个庆祝，更是激励学校经济史学科永远向前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产生了别具一格的企业横向联合体——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企业。这是跨不同性质区域的企业横向联合体，其发展反映了海内外华人资本血脉与共、休戚相关的紧密联系，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张晓辉所著的《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研究》既分析联号的内部生产关系，又考察其生产力水平，重点研究企业主的来源及投资性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企业管理模式及市场营销网络、各种不同行业联号及其相互间的协调关系、因地缘关系所反映的商人团体精神、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制化和集团化趋向、联号与外国在华资本及本国官营资本的竞合能力等问题。《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研究》首次对跨不同性质区域的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就联号的概念、发展沿革、组织制度、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历史定位等，形成原创的研究成果。这既可从企业史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化的一个侧面，总结联号经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其在近代民族企业对外联络、走向国际化中的作用，为今日企业联合体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又将拓宽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加深对中国近代企业尤其是其制度的了解，并丰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