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中国沿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东海丝绸之路，分北线和南线；一条是南海丝绸之路，分南线和东线，其中南线是海上丝绸之路中早开辟的、主要的航线，东线开辟于16世纪大航海时代，自广州、澳门、漳州至菲律宾马尼拉，再经太平洋到达美洲新大陆。《海上丝绸之路》分为“早期东西方海上航线的对接”“从珠江口到波斯湾：广州通海夷道”“宋元帝国对海洋贸易的经营”“世界海洋贸易的新时代”四个篇章，梳理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阐述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是一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普及性读物。

本书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价值链分工为逻辑起点，建立一个涵盖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即“分工：市场：制度”框架（DMI框架），具体分析分工、市场、制度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以山东为例，分析山东产业集群升级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通过对山东纺织、家电和铝产业集群升级的实证分析，初步验证了这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相对较少。本书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相互依赖模式为研究核心，具体从双方政治相互依赖模式与经济相互依赖模式两个研究视角进行论述和总结。《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认为这一研究既有利于更好地处理中国与拉美国家间关系，也有利于更好地认知国际体系调整背景下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行再思考。

本书以“充满活力的世界旅游业”为主题，对全球旅游业的发展特点与趋势进行分析；分别对旅游景气指数、旅游发展潜力指数、旅游吸引力指数、旅游支持力指数等的排行情况进行了分析；对亚太地区、欧洲地区、美洲地区、中东及非洲地区的旅游城市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以香港、巴黎、洛杉矶三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互联网用户三个城市旅游的关注度和满意度；围绕国际旅游花费、“一带一路”与旅游城市发展、旅游城市品牌等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

《点涛斋史论集：以唐五代经济史为中心》为厦门大学历史学系郑学檬教授的论文合集，收录的文稿大致上分为四类：首先是讲稿《汉唐经济史专题述论》一篇，反映作者对汉唐经济史几个重大社会经济问题*近的见解，试图换个角度思考汉唐经济史的教学。其次，占《点涛斋史论集：以唐五代经济史为中心》半数以上篇幅的文稿是关于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而且内容上，唐五代经济史又十分有其七，其他包括明清和近代经济史论文。第三是人文、政治、社会史部分，包含着作者近年写的一些汉唐史中难点发微。第四是书评，包括作者写的书评和学术界对作者*作的评论。

本书共分16章，包括如下：1.导论、2.中国及东方国家奴隶社会经济史、3.西方国家的奴隶社会经济史、4.中国及东方国家封建社会经济史、5.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6.1500年以前世界经济、7.商业革命与农业革命、8.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与金融制度的建立、9.工业革命及其影响、10.自由贸易的兴起、11.东方起飞的尝试、12.垄断的形成、13.大危机与新政、14.国际商战的出现与两次世界大战、15.战后世界经济、16.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概况。

本书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的日本宏观经济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分析，试图用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来总括日本平成时期初十几年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从泡沫经济时期到平成景气时期倒泡沫破灭引发的平成萧条这一经济周期波动的开始，分析今后十几年时间日本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特点，并扩展到此期间的主要经济问题、经济影响和主要宏观政策调控的内容及效果。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严中平先生为组长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这套《丛刊》包括八种资料：第一种：《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1955年出版。第二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孙毓棠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汪敬虞编，1957年出版。第三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李文治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章有义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章有义编，1957年出版。第四种：《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共四卷，彭泽益编，分别出版于1957、1958年，1962年刊出修订版。第五种：《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姚贤镐编，1962年出版。第六种：《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徐义生编，1962年出版。第七种：《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宓汝成编，1963年出版；《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宓汝成编，2002年出版。后者未列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第八种：《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聂宝璋编，1983年出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聂宝璋、朱荫贵编，2002年出版。这套《丛刊》的编辑出版首先是为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服务的。为什么要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从严中平先生一段本来是用来勉励青年学者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为了反击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的歪曲，捍卫祖国的尊严。他说：“新中国的胜利，引起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极大兴趣。1949年以来，外国所出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远比我们的多得多。其中有不少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歪曲历史真相的。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当然有必要走上国际讲坛，和这些谬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战而胜之，争得那种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崇高声誉相称的国际地位。”（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6）严先生还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了一百多年，难道就没有任何经济规律可说吗？马克思主义所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在这个社会里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这些问题，当然是我们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者所要探讨的。”“我们对我们这个社会所由以出发的国情还摸得不够透。”（前引书，第31、32页）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也是为了探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摸透我们这个社会所由以出发的国情。严先生这样概括他们小组在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时的工作程序：“回顾从1953年到今天这三十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经验值得参考的话，那只有一条，即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书。”（前引书，第20页）收集资料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基础，不能搞无米之炊。关于小组收集、编辑资料的过程，严先生是这么说的：“我们小组是1953年受命搞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的。……经济史资料工作是个体劳动，我们的办法是由一位，至多两位负责一个经济部门史资料的收集和编辑工作，有那么几个人，就编那么几个部门的资料。经过两三年至四五年的工作，先后编出一批部门经济史资料的定稿或初稿，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正在闹资料饥荒，为适应那种迫切需要，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只好一面学习经典理论，一面收集资料。我们理论水平之低是不需多说的，就是在资料方面，我们也只查看了某些著作和报刊，搜罗得不够广泛，至于档案，基本上没有利用。这都是我们所出资料的很大局限性。不过，我们毕竟编出那么几本资料汇编，质量虽不算高，力气却花了不少。这些资料汇编对当时的资料饥荒是起过一定解救作用的，对于我们自己，也是进行研究的一项基本功。”严先生随即补充说：“我希望青年充分注意这项基本功，对人对己，这都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一个工作程序，轻视、嫌烦，都是不行的。”（前引书，第18-19页）记得刘大年先生曾经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严先生领导的近代经济史编写组这种坚持从史料出发、扎扎实实的作风。刘先生认为，这套资料的编辑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一次较大规模搜集、整理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结果。正如严先生所说，这套书对当时的资料饥荒起了“解救作用”。我是1956年前后开始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当时能够看到的经济史书籍极其有限。这套资料，特别是其中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以及严中平先生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吴承明先生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就是我的入门读物。相信通过读这些书跨入中国近代经济史学门坎的人还有不少。

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对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也有良好的开端。收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报告（2014-2015）：服务地方的路径与策略研究》的四个日常课题研究报告，有两个完全属于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即《合肥快递业发展政策研究》。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民生，两个研究报告都提出了很好的政策设计，既可为合肥市政府制定这两个方面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又可以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使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更加完善，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理念。对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的政策解读，是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作为新型.智库的一大创新，也体现了合肥市政府与安徽大学共建新型智库的特色。另外，发挥安徽大学智力优势，时与合肥市发展有关的国家政策，结合安徽和合肥的实际，向合肥市政府公务员作出全面解读，不仅有利于广大干部正确理解和落实中央的政策精神，还有利于完善合肥市的地方政策体系，益处多多。从《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报告（2014-2015）：服务地方的路径与策略研究》收集的九个中央文件的政策解读来看，就有这样的效果，这也是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作为新型智库对合肥市政府工作的一大贡献。

邹进文教授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一书是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题成果（获得优秀等级），8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