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大夫〔二四〕曰：“匈奴背叛不臣〔二五〕，数为寇暴〔二六〕于边鄙〔二七〕，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虜所係获也，故修障塞〔二八〕，饬烽燧〔二九〕，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三0〕，故興监、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三一〕，以佐助边费〔三二〕。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三三〕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三四〕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三五〕。”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三六〕。畜仁义以风〔三七〕之，广德行以怀之〔三八〕。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三九〕。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四0〕。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四一〕，恶用费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殺伐郡、县、朔方都尉〔四二〕，甚悖逆不轨〔四三〕，宜诛讨之日久矣〔四四〕。陛下〔四五〕垂大惠，哀元元〔四六〕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四七〕被坚执锐〔四八〕，有北面〔四九〕復匈奴之志，又欲罢监、铁、均输，扰〔五0〕边用，损武略〔五一〕，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文学曰：“古者，贵以〔五二〕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五三〕。”今废道德而任兵革，興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五四〕，以支〔五五〕久长，转输糧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监、铁，始张利官〔五六〕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五七〕，通有无之用，市朝〔五八〕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五九〕各得所欲，交易而退〔六0〕。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六一〕。”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六二〕；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六三〕，则榖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六四〕。故监、铁、均输，所以通委财〔六五〕而调缓急〔六六〕。罢之，不便也。”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六七〕，则民归厚〔六八〕，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慾众而民躁也〔六九〕。”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七0〕。故商所以通鬱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本书前言三十年前，为监铁论校注写的一篇前言，认为这次监铁会议是儒法鬬争，把汉武帝、桑弘羊划为法家，把问题简单化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他刚即位，在“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看来汉武帝是明显地反对法家的。到他在位的第七年，即元光元年，武帝纪写道：“五月，诏贤良曰：“……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覧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董仲舒传写道：“自武帝初元，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据此，汉武帝又明显地推崇儒家。汉书杜延年传载：“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通经术。”可见桑弘羊这个家庭，也是儒家气氛很浓厚的，何況桑弘羊在辩论过程中还多次引用儒家经典诗、书、春秋。因之，简单地划汉武帝、桑弘羊为法家，无疑是不恰当的。但是，这次会议，从形式到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儒法之争的色彩，这扑朔迷离的现象，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百家争鸣的局面基本结束了，尤其是法家者流，从此就消聲匿跡了。因之，在当时並无所谓儒法之争，而只有儒家内部之争。这时的儒家，吸收了法家和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已非原始儒家的本来面目。因之，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了所谓纯儒，董仲舒就是这号人物［一］。甚么叫做纯儒？汉书贾山传写道：“祖父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山受学袪，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颜师古注：“醇者，不杂也。”后汉书郑玄传：“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醇儒即纯儒，谓之纯儒者，即所以别于杂儒，然别所谓儒家内部的鬬争，就是纯儒与杂儒的鬬争，拿汉人的话来说，也就是王道与霸道的鬬争，如此而已。西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一一月，召开监、铁会议，这是一次王道与霸道两条政治路线面对面鬬争的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汉昭帝刘弗陵，自称“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二］，是接受过儒家思想的。主持这次会议的丞相车千秋，“无他材能术学“。是被匈奴单于讥讽为“妄一男子”［三］般的尊儒派。在以主张“公卿大臣当用经术士”［四］，並“益重经术士，……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五］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的精心策画之下，拼凑了全国各地六十多个“怀六艺之术”［六］的贤良、文学，藉论监、铁为名，来“舒六艺之风”［七］，因而这次会议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先是，有杜延年其人者，“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军旅之后，数为大将军霍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监、铁，皆自延年发之［八］。”通过“宜修孝文时政”的決策之后，于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始元五年（公元前八二年），六月诏：“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九］””这批人，就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余人”。为了虚张声势，製造舆论，他们动员了所谓“为民请命”的御用文人。第一种人是贤良。贤良一科，是西汉王朝选拔封建统治工具的重要手段之一。文選策秀才文集注：“钞曰：“对策所兴，兴于前汉，谓文帝十五年诏举天下贤良俊士，使之射策。”陆善经曰：“汉武帝始立其科。”又曰：“求贤，谓求直谏，合有三通：一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始终；三通正言直谏者也。”即以汉武帝时期而言，汉武帝认为凡是思想上不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治申、商、韩非、蘇秦、张仪之言”的，都是不能入选的。董仲舒，是被当时推之“为世纯儒”［10］，“为世儒宗”［二］的，下文还要论及，这里不多说了。至于公孙弘，由贤良起家，爬到丞相宝座，更是贤良、文学们作为奋鬬榜样而加以颂揚的。参加这次会议的贤良，全是由三辅、太常举拔来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公元前一四年），更名太常，……诸陵县皆属焉。”昭帝纪元凤二年（公元前七九年），如淳注：“太常主诸陵，别治其县。”又元凤六年（公元前七五年），应劭注：“太常掌诸陵园，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实之，后悉为县。”是诸陵所在之县，当时属太常，而且是“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实之”的。到汉元帝时，才分属三辅。元帝纪写道：“永光四年（公元前四○年），冬，十月乙丑，……诸陵分属三辅，……诏：“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颜师古注：“先是诸陵总属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属三辅。”这时诸陵还属太常，因而以三辅、太常並称。他们选出三辅、太常的贤良，意图是昭然若揭的，就是这些人都是“天下豪富民”，是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他们最理想的代言人。杂论篇列举出席的代表人物有茂陵唐生，茂陵当时属太常，这和始元五年的诏令是完全符合的。参加这次召对的贤良，在汉书唯一有传可查的，仅有魏相其人。由于这次召对是对话和对策同时並行，监铁论是对话纪录，汉书公孙田刘王杨蔡陈郑传赞所谓“当时诘难，颇有其议文”是也。至于对策，则復古篇言“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今郡国贤良、文学之士，……册陈安危利害之分”，利议篇言“诸生对册，殊路同归，……以故至今未决”，取下篇言“于是遂罢议，止词”，则明有对策之事也。对策即取下篇之所谓“词”，是书面的，对话即取下篇之所谓“议”，是口头的，对策盖未交到会议上论议，故其人其文不见于监铁论。又由利议篇所言“以故至今未决”，以击之篇言“前议公事”云云，则这次开会，日子也不是短暂的。汉书魏相传写道：“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韩延寿传载魏相对策事较详，写道：“韩延寿，字长公，燕人也，徙杜陵。少为郡文学。父义，为燕郎中，刺王之谋逆也，义谏而死，燕人闵之。是时，昭帝富于春秋，大将军霍光持政，徵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时魏相以文学对策，以为‘赏罸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彊谏，为王所殺。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宣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光纳其言，因擢延寿为谏大夫。”按汉书武五子燕刺王旦传：“郎中韩义等数谏旦，旦殺义等凡十五人。会缾侯刘成知泽等谋，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泽等以闻”。雋不疑传：“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傑谋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辜，擢为京兆尹。”孝昭帝纪迁不疑为京兆尹，在始元元年八月，则韩义之死，当在是年八月以前，故魏相对策引以为说。魏相以贤良对策，即指这次会议。相徙平陵，平陵正是太常属县，与昭帝纪言“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合，韩延寿传以为“时魏相以文学对策”，那是不对的。据史所载，昭帝时”徵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仅有这一次；因之，可以断言，魏相就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平陵所举的贤良，而魏相又是学易的，则贤良不仅在经济上是属于“天下豪富民”，而思想上也是属于儒家者流，也是文献足徵的。第二种人是文学。和贤良一样，文学也是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向上爬的阶梯。荀子王制篇指出虽庶人之子孙也，程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自从孔丘私设四科来传授门徙，其中就有文学这一科［三］，这是专门为研究儒家经典｜｜即所谓“经术而设立的。论语先进篇皇侃义疏引范甯曰：“文学，谓善先王典文。”范仲淹選任贤能论原主写首：““文学，礼乐典章之谓也［一三］。”二范解释“文学”，是把它的本义交代清楚了。孔丘门徒继承这个衣钵的是子游、子夏，后汉书徐防传载防上疏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很概括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自从春秋末期，奴隶制日益崩溃，封建制日益兴起，在尖锐复杂閸争中形成的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这两家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是“各引一端”，“辟（譬）犹水火的。自从有了文学｜｜即后世之所谓儒家，这样的之人、之书、之术以后，如史记汲郑列传、儒林列传之所谓“文学儒者”，即指其人；如史记李斯列传、儒林列传、汉书司马迁传之所谓“文学经书”，即指其书；如汉书宣帝纪、张安世传、匡衡传之所谓“文学经术”，即指其术：都在其人、其书、其术之上，贴上“文学”的标籤。因之，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下解释“为文学”道。。“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史记封禅书写道：“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这里所谓“秦焚诗、书，诛僇文学”，就是“焚书坑儒”。由于秦代“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一四］，从此以后，出现了“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一五］的局面。汉高帝刘邦建立西汉封建政权之后，基本上“承秦之制”，班固指出他“不修文学”［一六］。当时之所谓“修文学”，犹后世之所谓“治经”，淮南子精神篇：“藏诗、书，修文学。”以“藏诗、书”与“修文学”並举，则“修文学”之为专攻儒家经典，无可置疑。汉武帝刘徹平定淮南、衡山叛乱以后，于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一八年）四月下诏写道：“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一七］。总结这次叛乱，是由于“修文学，流货赂”，换言之，即诸侯王之搞叛乱，是从破坏经济基础和佔领文化阵地入手。这件事，在本书也有所反映，晁错篇桑弘羊指出：“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由是观之，则所谓“修文学”，就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因之，在当时出现了“不爱文学”［六］、“以文学获罪”［一九］的历史现象。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舌战群儒，辨才无碍，也严峻指出：“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異于凡人。诸生所谓中直者，遭时蒙幸，备数适然耳，殆非明举所谓，固未可与论治也［二0］。”......＜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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