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代表着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是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是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并力图发展生产国，扩大生产的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读过作者著作就可以知道，他是热爱生产力发展的，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贯穿李嘉图著作的一个中心思想。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资本实证论》著者庞巴维克（1851－1914）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利息理论——“时差说”的创始人，是“边际效用价值学说”的发展者。《资本实证论》是作者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本书是根据威廉·斯马特（纽约1923年版）的英译本转译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资本实证论》一共分七篇，分别从资本的性质和概念、作为生产手段的资本、价值、价格、现在和未来、利息的来源和利息等来进行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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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已经问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著作中，这一本是条理最分明、包罗最丰富和经过最精细的熟虑的了。它包含关于这门广博和困难科学的一切可靠与重要学说的明了和有系统的观察，按照这些学说的正当次序与关系加以说明。作者所使用以辩护他的原理的推论，并引用了最全面和最满意的实例作为佐证。在进行各部分的研究时，他全是严格遵循归纳推理方法。

本书介绍了凯恩斯之后的100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生平、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及主要著作，再配以肖像，是一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经济学家小传集，非常适合经济类院、系师生阅读。

上帝赋予罗马人的力量还表现在这一方面，各个民族都使用罗马的金币进行贸易。大地之上，每个地方都接受罗马人的金币。全世界的人们，全世界的民族都羡慕和喜爱它们。此种成就，无人可及（科斯马斯：《基督教世界风土记》公元6世纪）。大秦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公元5世纪）。钱币并不仅仅是促成贸易的通货，而且是统治者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是不同文化的载体。在丝绸之路沿途，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些钱币，又为它们增添了新的内涵……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索里得金币的东方旅程折射出欧亚大陆上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千年之后，正是借助这些小小的钱币，我们再一次有机会重温丝绸之路上的那一番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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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但无论就哪一国国民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此外，上述供给的好坏，取决于前一情况的，似乎较多。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一切能够劳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可能以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他自己和家内族内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不过，他们是那么贫乏，以致往往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觉得迫不得已，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这些人，听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反之，在文明繁荣的民族间，虽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而且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十倍乃至百倍。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良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劳动的生产物，按照什么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上各阶级？这就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在劳动运用上已有相当程度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不同国民，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物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对于各种产业，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怕还没有。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本书第三篇将说明，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这些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起因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对于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社会全体的福利，他们不曾具有远见，亦不曾加以考虑。可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的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又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为它们所左右。我将尽我所能，在本书第四篇详细明确地解释这些不同学说，并说明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要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笕嗣竦氖杖胧窃跹钩傻模⑺得鞴┯Ω魇贝鞴衩磕晗训淖试矗烤褂惺裁葱灾省５谖迤醋詈笠黄致鄣模蔷骰蚬业氖杖搿Ｔ谡庖黄铮乙λ得饕韵赂鞯悖旱谝唬裁词蔷骰蚬业谋匾延茫渲校男┎糠钟Ω贸鲎杂扇缁岣旱５母乘埃男┎糠钟Ω贸鲎陨缁崮程厥饨准痘虺稍备旱５奶厥飧乘啊５诙醋匀缁崴心伤叭说木咽窃跹技模髦帜技椒ù蟮钟惺裁蠢住５谌裁词辜负跛薪鞴及咽杖氲囊徊糠郑魑１＠淳僬庵终瘢杂谡媸挡聘唬谎灾杂谏缁岬耐恋睾屠投哪瓴铮惺裁从跋臁？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１７７６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片断：一经世思潮：曲折发展“经世”一词，首见于道家《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根据该书注疏的解释，经世是“典漠”、“典浩”、规则的意思。《后汉书·西羌传》中说：有人“计日用之权宜，妄经世之远略”。此处的“经世”，则有“经世致用”一词中的经世之含义，指出经世者不仅要考虑眼前的“权宜”之计，而且要有深远的谋略。祁隽藻在1859年为“有心经世者”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所写的《序言》中说：“陈古文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之益”。这里将“经世”与“经世致用”并提，二者是指论今事之书，是就政治方面而言的。梁启超曾在一些论著中反复谈及经世和经世致用。他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导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他既概述了经世致用观念之沿革，又说明了它的内涵在不断扩大。事实正是这样。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是最早提倡经世致用的学者之一。他在世时，既将经世思想注人儒家经典，又周游列国，企望说服列国之公卿士大夫等上层人士按照《周礼》的模式去经世、救世。战国中期的孟子，表示要继承孔子、周公和大禹三位圣人的经世之业。《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虽为道家《庄子·天下》篇中所最先提出，但它更适合表达儒家的经世思想。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所作《礼记》一书中的《大学》篇，提出了三个纲要、八个条目，就是宣传“内圣外王”的思想。三个纲要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内圣的功夫，即把人们自己内在的明德阐发出来；“亲民”则是外王的事业，即将明德推己及人，达到新民的目的；“止于至善”是说达到至善为止，也就是理想的最终实现与完成。八个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项属内，是教育人们做内圣的功夫；后三项属外，是推己及人，成就外王的事业。内圣外王、三纲八目，可以说是历代儒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其终极目标在外王经世。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从西周开始，官学中开创了“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办学传统；春秋中后期兴起的私学，也是“学而优则仕”，为社会培养参政的人才，即使是不能参政的平民百姓，也要学习政务的管理，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以天下为己任，目的都是为了天下。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避世情况②。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儒家主张经世，诸子百家也都主张经世。墨家学派的创始者墨子在《墨子》一书的《尚贤》和《兼爱》篇中把尚贤、兼爱与政事、治乱、贫富联系起来说：“尚贤”为“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兼爱”为“天下之治道”，“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道家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愿过问政事，实际不然，在《庄子·天下》篇中，不仅主张明发“内圣外王之道”，而且力图“周行天下，上说下教”，“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以达到“救民”、“救世”之目的。经世致用思想虽然在上古时期就产生了，而且一直延续不断，...本书前言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走出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说，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在这由旧到新的转变过渡时期，充满着旧学与新学的冲突和擅变，而由旧学走向新学，即由固有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转变为在会通中西之学的基础上创造的近代新学，其中介和桥梁则是经世致用。何谓经世致用？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学术思想的方法和学风，有的说是一种崇实学风和价值取向，有的说是一种古老的学术传统，有的说是一种价值观、人生观、事业观，有的说是入世价值取向和治体或治道以及治术等等。实际上，经世致用是指面对现实，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运用古今中外之学为当前现实服务，力求实事求是的一种人文精神和学风。它具有时间上的当代性、内容上的实用性、学术上的综合性、致用上的广泛性等特点。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古代形成的，初与天文相对而言。《周易·贵卦·象辞》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文即指自然，特别是观察天象的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又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即指文明，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为天下创造人文文化。人文与天文是紧密联系的，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并不断延伸，经世致用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经世致用，不仅可以完整地理解中华人文精神，而且可以使其发扬光大。经世致用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却在明清两朝，并且经历了一个“之”字形即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它在明末清初兴起，在清乾隆、嘉庆时沉寂，又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复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和复兴，表现在诸多领域，主要是经学的经世致用、史学的经世致用和经世文编之风。经世致用在传统旧学与近代新学之间起着中介和桥梁作用，并成为人们追求和实现近代化的内在动力。这是由经世致用的内涵与特点以及中国处在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这一根本条件所决定的。由于经世致用的需要，不断吸收和扩大西方的近代文化，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从而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中国早期新学。20世纪初，经世致用思想仍在延续。之后，逐渐低落下去，但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却继续遗存，并得以弘扬。它的入世精神、爱国精神、求实精神、开放精神和革新精神，转换成近代的人文精神，使其具有时代特色，保持其青春活力，成为我们今天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动力。

本书并不期许把周恩情为一生所经历的经济事件都罗列净尽，但上述内容应该说把大的方面都囊括进去了。作业项专题研究，本书旨在通过对一系列活动的叙述，把握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和对中国发展的思考，进而加深对周恩来本人思想发展历程和中国社会发展曲折性的理解。本书通过对周恩来自小所处的经济环境，特别是他所进行过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叙述和评价，把握他独特的经济思想和对中国发展的思考，进而加深周恩来本人思想发展历程和中国社会发展曲折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