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所看到的，是一本伟大的著作。作者将制度看作足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博弈的规则本身，这种观点在经济学理论中是具有独创性的，同时这也使得演进博弈理论能够成功地用于研究制度的变迁。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肖特所提供的理论中，他将由演进而来的规范（制度）理解为一种“大家共享的知识的传统”，用汪丁丁的话来说，这“使得人们在许多可能的均衡策略中一眼就看出哪些是‘明显’的玩法”，汪丁丁认为，认识到这一点的经济学家只有三个，他们是宾默尔（K．Binmore）、克雷普斯（D．Kreps）和本书的作者肖特。肖特教授是在美国以及在世界上均知名度甚高的一位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实验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博弈论，以及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数理理论。这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是肖特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它也是经济学说史上用博弈论方法系统研究人类社会的制度现象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在人之上，存有着一种巨大且监护的力量，此一力量凭靠自身的意志而确使人们获得满足，并监护他们的命运。此一力量具有绝对、无微不至、恒定、远见和温和的品格。如果它的目的在于养育人以使其长大成人，那么它就似父权；但是它也异于这种权威，因为它力图使人们处于恒久的孩童状态：当然，如果人们只想欢乐，那么人们得以欢乐也是颇令人满足的。这样一种政府虽说愿意为人民造福，但是它却力图使自己成为人们幸福的唯一代理者一唯一裁定者；它虽说会为人们提供安全，能够预见并确使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引导人们的努力，规定人们财产的承继方式，并分配处理人们的遗产，但这岂不是让人们根本不思和完全不去操劳烦恼琐碎的生计吗？而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本书前言本书的主旨已在“导论”中有所交代，而我在著述过程中所获得的助益也在书末的“致谢”文字中给出了说明。序言中所须论及的便只是向读者提出一些告诫，并对本书中的一些遗憾之处向读者致以歉意。本书所主要关注者，并不是科学告之于我们的知识。当然，如果我的大部分生涯不曾专门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在晚近也不曾努力研习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业已获致的种种成果，本书的撰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尽管如此，我在这里所关注的也不只是事实，而且亦不局限于对因果关系的陈述。我的目的在于构画一种理想，指出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途径，并解释这一理想的实现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因此之故，科学讨论在本书中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个人以为，我诚实地运用了自己关于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的知识。然而，读者最终还须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我运用这些知识所要捍卫的各种价值。我之所以要向读者致以歉意，乃是因为我在决定将自己努力研究的结果呈示于读者时仍感到有一些遗憾之处。任务所设定的目标越高，实施此项任务的不尽人意之处也就越多，这或许是无以避免的。本书的论题极为宽泛宏大，欲使对它的探究工作达致一个人所能及之完美，只要生命不息、精力未竭，就绝不可能完成。毋庸置疑，我很快便会发现我本应当就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写得更好一些，并且还会发现自己犯了一些错误，然而对于这些错误，只要我当时再多做些研究、多思考一些时间，则我本来是可以在付梓之前自己纠正的。对读者的尊重，自然要求一个论者向读者提供一相对完好的作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人应当等到他已无望对其作品做出进一步修改的时候才出版该作品呢？对此我甚有疑虑。这里至少可以指出的是，当一个人研究的问题属于那种有许多其他论者也正在积极探讨的问题时，他如果在确信自己已无可修改其研究成果之后才将其作品付梓出版，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多少是对他自己的重要性的一种高估。如果一个人已将分析推进了一步，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希望，那么他即使再做努力，也可能不得不受制于回报递减规则。对于我力图能有所贡献的这座大厦来讲，实际上其他的论者很可能更具资格在我的努力之上添砖加瓦。因此，我只能宣称，为撰写此书，我已尽了自己的努力，至少是以我认为的最为简捷的方式恰当地表达了我的主要论辩。我或许还应当向读者指出，本书虽在美国撰写完成，而且我也已旅居美国约达十年之久，但我仍不敢说本书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观点写成的。我的青年时光是在我的母国奥地利渡过的，而此后在大不列颠则渡过了近二十年的成年生活并且还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所以我的思想也形成于这两个国家。指出我个人的这些背景情况，可能会对读者有所助益，因为我的这部论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个背景的产物。

国际学术前沿报告。新自由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起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与全球化互为动力，相互推动，俨然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本书论文对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及凯恩斯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行了分析，描述了新自由主义所催生和加剧的国家内部各阶层间及国际上富国和穷国间的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秩序。对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及其后果进行了考察，发现“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对于广大的劳工阶层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决不是走向幸福、自由和繁荣的坦途，而是充满剥削、束缚和陷阱的艰辛之路。本书汇集了当今西方一些著名学者有关“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文。他们以冷静透辟的理性和饱满的道德良知解析和批判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利弊，颇资思考与借鉴。

本书介绍了凯恩斯之后的100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生平、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及主要著作，再配以肖像，是一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经济学家小传集，非常适合经济类院、系师生阅读。

本书详细分析和梳理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脉络。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出现了“凯恩斯革命”，形成了凯恩斯经济学，并发展为凯恩斯主义的两大支派——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从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新正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的挑战，为对应挑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适时兴起，以与其对立的研究方法，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并立。本书就这些学派的观点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同时，本书还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各个理论与政策要点做了分析、归纳和评价。

上帝赋予罗马人的力量还表现在这一方面，各个民族都使用罗马的金币进行贸易。大地之上，每个地方都接受罗马人的金币。全世界的人们，全世界的民族都羡慕和喜爱它们。此种成就，无人可及（科斯马斯：《基督教世界风土记》公元6世纪）。大秦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公元5世纪）。钱币并不仅仅是促成贸易的通货，而且是统治者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是不同文化的载体。在丝绸之路沿途，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些钱币，又为它们增添了新的内涵……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索里得金币的东方旅程折射出欧亚大陆上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千年之后，正是借助这些小小的钱币，我们再一次有机会重温丝绸之路上的那一番盛况。<

胡培兆，1937年生，浙江省永康市人。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历任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兼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厦门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席，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

晏智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专著如下：1.1987：《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该著作填补了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一项空白，对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边际主义思潮演变的各个阶段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评价，着重指出该思潮既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解的规范性，又有探索经济生活规律的实证性2.1996：《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3.1998：《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上两本著作和将要出版的《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是他关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系列著作。陈岱孙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对其学术价值予以高度评价：“本书的特点在于打破现有经济学说史已形成的旧模式；在较全面、较系统的新模式下，对于这一历史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展中出现的重要观点、理论和人物，提出若干具有创见性的论述”，陈岱孙教授还分析了该书在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如何处理历史上主流派和主要人物与非主流派和非主要人物的地位和关系，如何对待和处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也许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对各学派和人物的述与评，以及在这些述评中如何提出新的见解等3.2001：《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初版2001.12.重印本4.2002：《灯火集－劳动价值学说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这两本著作是对作为马克思经济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出版后在社会上发生很大影响

这部专题性研究论文集收录了作者为了研究人类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而撰写的有关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亦即以苏格兰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典型代表——的十一篇研究文章。从结构安排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作者撰写的八篇有关哈耶克自由主义的专论，主要从哈耶克的知识论、社会理论、法律理论和正义理论这几个角度出发详尽探究了哈耶克的观点；第二部分收录了作者为了阐明与研究哈耶克思想有关的若干问题而撰写的三篇评论文字；第三部分是作者翻译的一篇由StephenKresge为《哈耶克论哈耶克》一书撰写的导论——《哈耶克与他的世纪》，有助于读者更好理解哈耶克的自由主义。

《蒙古族经济思想史研究》一书，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领导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的领导大力支持，尤其是奇格副研究员前后帮助审阅过两次书稿，提供了蒙古族经济法律思想方面的资料。在课题结项时，由娜林、额尔敦扎布、薄音胡、奇格、陈瑞台、策仁道尔吉等六位专家，在详细审阅书稿基础上进行了评审，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们都一一采纳和进行了修改。此外，从1995年以来，还有厚和、高晓明、王路、于江河、程作新等专家学者给我们撰写过有关论文和提供有关资料；原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布林研究员，还为我们翻译了两本日文资料（《蒙古社会经济考》与《蒙古游牧社会》）。这些对我们进行课题研究和撰写、修改本书，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为此，特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这一课题是一个开拓性的探索，对蒙古族的经济思想有许多重要领域尚未深入研究，如清代蒙古族许多地区出现的寺庙经济，这些方面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及思想，没能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只有待以后再作深入探索。这部著作不当之处肯定存在，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给予赐正。我们以此作为开端，仅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愿与蒙古学界的同行，共同相互促进，将在这一学科领域进行长期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