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讨论的是作为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两大流派之一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书根据手面这种划分方法，力图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其各个支派的主要观点和相互关系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和比较深入分析。全书共分四篇八章。第一篇具有“导论”的性质。它只包括了讲述西方宏观经济学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一章，其作用是为以后各篇章正式讨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背景。通过阅读这一章，我们可以了解到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基本特点以及它在整个西方经济学中的历史地位。第二篇着重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商品市场的理论，尤其是商品市场中的价格刚性理论。对商品市场中的价格刚性进行解释，常常被看成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主订特点。第三篇转入劳动市场，分析工资刚性问题。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不的文献中，关于工资刚性的理论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隐含合同理论、集体谈判理论、效率工资理论、交错合同理论和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前四种分别在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章中加以讨论。第五种即局内人：局外人模型则被放在有关效率工资理论的第五章之中，因为它们在某方面具有共同的特点。最后的第四篇中。其中，第七章讨论引起失业和经济波动的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劳动、商品以及资本等等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是经济主全之间的合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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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这是一本内容比较丰富、史料比较翔实、论证比较有力的专门史书。本书清楚地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和黔东人民共同开创了黔东革命根据地，而随着红二、六军团的木黄会师，黔东革命根据地很到拓展。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长征经黔东，又开创了以石阡、江口为中心的石（阡）镇（远）黄（平）革命根据地，使原先的黔东革命根据地面积和人口得到扩大。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为红三军、红二、六军团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黔东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这本书简略地回顾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他、发展过程，主要记述了苏区财政经济工作艰辛开展的历史。黔东苏区当时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十分艰苦的。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部队的壮大，为了苏区的开创，为了苏区人民的生活、生产，战斗在财政战线上的人们发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通过自己的智慧、勤劳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了一整套财政经济机构，制定了一系列财经纪律和制度，解决了红军的后勤、给养、军需，安排好了苏区人民的生活和产生，硬是在一张白婚上画出了又新又美的图画，写下了最新最美的文字。英雄人们的英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催人励志进取。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和著名代表，他不仅开拓了科学的疆界，而且倡导并改革了整个欧洲的商业政策。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父亲是海关审计员，但在他出生后几个月便　与世长辞。亚当·斯密由母亲抚养成人，一生都对母亲孝敬、恭顺。他最早在家乡的学校接受启蒙教育，因为爱好书籍和记忆超群而引人注目，并因性情温和天性慷慨而备受欢迎。他当时就具有了他一生中都令人惊异的习惯：即一个人时自言自语，与别人在一起时却心不在焉。1737年，亚当·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三年后获得一份奖学金而转入牛津大学巴柳尔学院。他热爱数学和自然哲学，但他最为心仪的是有关精神发展的自然过程理论。1748年，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定居，精心研究有关修辞学和纯文学的讲演，并与当时和以后一些十分著名的人物建立了友谊。他与大卫·休谟的交往大约也在此时，这是一种双方以互相倾慕才能和对朴实坦率的热爱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友谊，他们都想把这种友谊传至后代1751年，亚当·斯密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第二年改任道德哲学教授。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13年，他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受益和最幸福的时期。他的讲演征服每一个人，甚至许多远地的学生也慕名而来。他发音和谈吐方式上微小的特点被争相模仿，他教的学科也变成时髦的学问。但他所作的大部分演讲都没有保留下来。1763年，亚当·斯密辞去教职，漫游欧洲，结识了许多欧洲名流。回国以后，他隐居故乡，致力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创作。1778年，亚当·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长，移居爱丁堡，并卒于该城。他的重要著作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道德情操论》和《论语言的起源》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表于1776年，是亚当·斯密最负盛名之著作，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论述劳动、劳动产品分配到社会各阶层的自然顺序；第二篇论述资本的性质、逐渐积累资本的方法及资本用途与其所推动的劳动量的关系；第三篇论述不同国家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的不同计划及其原因；第四篇论述因管理劳动的计划不同而引起的各种经济学说，阐明这些学说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第五篇论述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就内容而论，这五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二篇为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余三篇为第二部分，主要从这些原理出发，分别论述国民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财政学。亚当·斯密以劳动价值理论来说明社会生活，在他看来，社会财富来自劳动，但他试图证明：为了把人类推进到伟大的境界，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自然所规定了的事物的正常秩序；对每一个人而言，只要他遵守正义的原则，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允许他把自己的勤劳和资本投入到与同伴们的自由竞争中去。亚当·斯密不仅考察了社会的经济关系和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还研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但他对人们精神生活的研究脱离了他所论述的物质生活。《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经济思想史上产生了，泛而深远的影响。十九世纪末年，我国著名维新派人物严复效法亚当·斯密“富其君又富其民”的精神，将这部著作名为《原富》翻译出版，以推进维新大业，这个译本刊行于1902年，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保罗·克鲁格曼被赞誉为“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声来自于他透过经济表面现象所作出的许多冷静分析。在经济学界、新闻界为亚洲奇迹大奏凯歌之际，作者却一语道破这种奇迹背后潜伏的危机，当东南亚经融风暴掀起巨浪时，人们不得不惊叹克鲁格曼的“神机妙算”。在这本言辞锋利的书中，克鲁格曼追溯了美国经济观念之摆左右摇晃的真实历史，以及经济意识主导政坛中所发生的奇闻趣事。

本书论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综合分析司马迁与《史记》的基础上，对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经济发展思想、经济人才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桑弘羊、班固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还收集了历代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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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研究西方经济学，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必需的。只有学习西方经济学，通过对比，才能弄清为什么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而唯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在我国，既存在只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不了解西方经济学，就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现象；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一知半解，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过时，西方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现象。要杜绝这两种现象，就必须同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分析，通过鉴别，比较，真正弄清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详略适当，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使之适合教学的需要。

本书概述了1972-199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J.阿罗、瓦西里·W.里昂惕夫、冈纳·缪尔达尔等十一位学者生平、思想轨迹和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