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理论越来越重视文化传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道德取向等因素构成的文化传统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运行中，每一个行为主体都不可避免地接受着文化传统的影响。文化传统通过影响行为主体的主观认知、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等，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 当文化传统成为一种社会环境，左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群体间的互相影响，构成特定的交易制度和交往习惯时，这种交易制度和交往习惯又会保障文化传统延续下去。密歇根大学的詹纳。贝德纳（JennaBednar）和斯科特·E·佩奇（ScottE．Page）等人将这种双向因果关系公式化地演示出来，提出了一个逻辑严谨的模型，规范地阐释了文化传统、制度绩效与路径依赖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传统这一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选择和制度绩效产生的影响。 晋商是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一个实力雄厚的商帮。明清时期，晋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推动中国当时的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晋商在20世纪初却迅速地衰落下去，其传奇的发展经历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本书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出发，首先探讨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晋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次研究晋商文化传统与晋商经营管理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制度绩效与路径依赖；最后是结论与启示。晋商文化传统主要概括为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重视商业的价值观念、信义观念、群体精神和谨慎、保守的传统观念；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主要指身股制、联号制以及赊销和信用放款制度。 晋商的信义机制和群体精神促使身股制的出现。制度执行初期，绩效惊人，票号“执金融业之牛耳”。但是在晋商身股制实行的后期，票号出现破产情况时，也没有向更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变迁，而是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体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6辑）（1945年-1949年）（套装上下册》是《苏州商会档案全宗》1945年-1949年间案卷的选粹，经校点、注释、分类后予以出版。为完整描述事件，个别史料的时间略有前后延伸。《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6辑）（1945年-1949年）（套装上下册》内容包括：（1）商会组织沿革；（2）会费收支和会务往来；（3）同业公会和各地公会；（4）发展实业；）5）劳资关系和商事调节；（6）经济管理和物价管制；（7）财政金融；（8）税捐征收；（9）参与政治活动；（10）社会公共事业。为保持档案原貌，本文收录文献均全文照录。其中，一些对当时政权、政党及事物的褒贬提法，以及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不实之词，如“共匪”、“剿共”等，亦按惯例未做改动，一律保持原样，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与使用时注意鉴别。此外，为保持档案原貌，原文中的用词习惯乃至少数文理不通之处，也未做改动。

惠玲教授《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缘起于国家“九五”重大项目《西藏经济通史》的子项目《宋元藏区经济》。2004年我投标获此项目后，就交由当时正入我门下攻博的惠玲女士负责。她硕士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攻西北历史，导师为西北史名家胡小鹏先生，故该生的学术传承有一定的根基。到广州暨南大学后，我将早年在兰州完成的有关安多藏族史研究论文交由其修订整理。这样，她又对宋元时期藏族史有了一定的认识。故此她来负责《西藏经济通史·宋元部分》这一项目应是适合的选择。惠玲在攻博期间的勤奋是人所共知的，西北人的“能吃苦”精神在她身上尤能体现，再加上惠玲心慧聪敏，一点就通的借鉴学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不仅将国家项目完成，而且在此期间还与我合作完成和发表了几篇宋元藏族史的论文，并获“暨南优秀研究生奖”，在我门下的众多研究生中，惠玲明显是佼佼出众者之一。《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一书就是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扩张而成。“宋元时期藏区经济研究”在西藏经济史研究中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也是一道难题，故该项目的招标数年无人问津。这一研究之难，一是宋元时期藏区历史线索不清晰，藏区各地的部族政权零星分散，时隐时现，形势极为繁杂；二是宋元时期藏区经济文献甚为稀罕，上不足以追唐，下则无法与明清相比。中文文献之文字记录仅局限于安多一地，而藏文文献则寥若晨星，仅有的几种藏文书中经济史料则犹如沙里淘金。然而，惠玲以极其坚韧顽强的毅力，以全面学习借鉴的方法，广搜文献资料，采撷前贤成果，特别是注重在藏文文献及海外汉学家的译著中淘金挖宝，居然完成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宋元藏族经济史的专著，内容不仅包括：宋元藏区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经济制度、牧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建筑业等等，而且照顾到卫藏、安多、康区三大藏区的不同与变化。

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产生了别具一格的企业横向联合体——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企业。这是跨不同性质区域的企业横向联合体，其发展反映了海内外华人资本血脉与共、休戚相关的紧密联系，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张晓辉所著的《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研究》既分析联号的内部生产关系，又考察其生产力水平，重点研究企业主的来源及投资性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企业管理模式及市场营销网络、各种不同行业联号及其相互间的协调关系、因地缘关系所反映的商人团体精神、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制化和集团化趋向、联号与外国在华资本及本国官营资本的竞合能力等问题。《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研究》首次对跨不同性质区域的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就联号的概念、发展沿革、组织制度、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历史定位等，形成原创的研究成果。这既可从企业史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化的一个侧面，总结联号经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其在近代民族企业对外联络、走向国际化中的作用，为今日企业联合体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又将拓宽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加深对中国近代企业尤其是其制度的了解，并丰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

经济史学需要创新，需要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学科，诸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等，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之中。但这是一个过程，需要一个一个专题的积累，一步一步的探索，不应该指望有一个理想的、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能从现实的研究基础和研究状况，以及现实的研究人员的兴趣和知识结构出发，逐步积累和转型。这个目标不会一蹴而就。另一方面，经济史学的创新还在于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创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要与史料的创新结合起来，取得两方面的平衡。所以经济史学需要双重创新。杜恂诚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作为教材，并不强调第一手史料的发掘。教材更应注重介绍别人所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并在引用时遵守学术规范。 现在已有好几所大学编写出版了经济史课程教材，有给本科生的，也有给研究生的，内容、体例不尽相同。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的特色在于从纵横交织的多维视角剖析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专题覆盖领域比较宽广，各专题的写作力争贡献一些增量知识，而不是重复一些雷同的东西。《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编者认为，对历史的理解各有差异，才能体现出各校的学科特点来。

财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以社会性权利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财政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国家便成为财政分配最直观的主体，由起初的原始财政演变为国家财政。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专制中央集权的奠定时期，其财政机制的总体态势向高度集中发展。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汉王朝来说，财政是联系国家与基层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调控工具。要维护中央政府的资源独占地位，国家必须对地方财政进行有效监管和控制。 本书以“汉代地方财政研究”为题，有必要先对“地方财政”概念作一下界定。从现代财政学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财政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的，即中央财政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财政的主体则为地方政府。

唐庆增（1902～1972），祖籍江苏太仓，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著有《唐庆增经济论文集》《国际商业政策史》《国外汇兑》等。《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初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扼要介绍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系统梳理了我国上古时期儒、道、墨、法、农、兵诸家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书中论述客观中肯，结构体系严谨，古籍史料极为丰富，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名著。这本《中国经济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2011年最新出版。

《北京的行会》是中国行会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第一本外国人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行会的书籍。全书14章，对北京42个行会进行了调查：行会的起源和历史，行会的数量、会所，行会成员，行会组织，行会会议，行会经济，学徒制度，行会的慈善事业，行会的宗教活动，行会的作用，行会的现代趋势和未来，问题和可能性……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处于变革、修正的历史大时代，寻找如何更好地接受并改变古代思想习惯和社会组织形式，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网络连结点，行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库（第5辑）·哲学社会科学类：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初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扼要介绍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系统梳理了我国上古时期儒、道、墨、法、农、兵诸家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书中论述客观中肯，结构体系严谨，古籍史料极为丰富，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名著。本书由商务印书馆2011年最新出版。

经济史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悠久、梯队完整、实力雄厚，在国内领先且享有国际声誉的优势学科。1953年8月，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高等学校的财经院系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原中南财经学院派出张郁兰、谭佩玉、赵德馨等3位老师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班深造。三年后毕业时，周秀鸾老师也调入学校。这批学成归来的新锐，为学校经济史学科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学校经济史学科从创建到初步发展，从“反右”与“文革”期间的衰落到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凝聚了众多学者艰辛的努力和无懈的追求，赵德馨教授是学校经济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个引领和代表人物。从组织编写《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到出版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从50年代在《历史研究》发表有关历史分期的新观点到90年代提出“沉淀论与跟随论”的经济史学研究方法论，赵德馨教授对学校经济史学科的创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术阵营的领军人物，是引领学科不断向前发展的一面旗帜。在他年晋八秩之庆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决定编辑、出版《赵德馨与中国经济史学》，这不但是对赵教授个人从事经济史学科研究60周年的一个庆祝，更是激励学校经济史学科永远向前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