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社会及经济史大纲》内容共分四个部分，即：“家计氏族村落及采邑—均田组织”、“到资本主义底发达开始止的工业及矿业”、“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商业及交换”、“近代资本的起源”。《世界的社会及经济史大纲》是译者自刊1934年版。

《欧洲经济史（套装共2册）》内容分“古代与中世”及“现代”两编。首编叙述希腊、罗马、中世纪之欧洲地中海沿岸及北欧的经济发展史；次编叙述近代欧洲的商业革命、产业革命和19世纪以后英德法等国的经济发展史。

《经济学说史》是流行较广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原著写于1912年，到1929年重版19次。译本据1926年16版翻译。三十年代时，国内曾作为大学教本。全书分12章和“绪论”，历述重商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到晚近的新历史学派、新自由主义派等派别的学说、人物和著述。书末附“经济科学名著择录”。

《越南经济》越南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政治社会稳定，发展条件得天独厚。30年的改革开放，越南大力引进外资，推进工业化，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不仅甩掉了落后国家的帽子，而且其大米、咖啡、腰果出口位居世界前列。越南在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结束了加入TPP的谈判。2015年东盟建成共同体，东盟成员国越南经济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还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30年，越南将赶上甚至超过东南亚平均发展水平。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越南的大贸易伙伴、大的进口来源地和客源国。中越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两国改革开放的路子大同小异，成效有目共睹，有很多做法可以互相借鉴。

本书共20章。从比较人种的研究角度，论述澳、美、南非、中亚，以及太平洋岛屿等世界各地土著民族自原始采集经济至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并阐明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勾画出他们的社会组织、政治与法律的形态。

《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套装共2册）》分3编共25章。一编“十九世纪发达之来历”，概述19世纪的农业基础及重商主义衰微以前的商业；二编“一八一五年以来之农工商”，叙述英国产业革命，法德两国的工业、商业的发展情况及俄国的经济改造；三编“人口与劳动”，述及移民、劳动立法、劳动组织，英法西国社会主义的兴起，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等内容。附录：中西年历大事对照表、英德法俄元首宰相表等。

本书共分为六编：**编“前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编“17世纪中叶—19世纪初”，第三编“19世纪初——19世纪60年代”，第四编“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第五编“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第六编“20世纪40年代以后”。本书在整体结构上与第二版基本相同，但在**编到第四编各章之后加入了“评议与思考”。“评议与思考”并不是对各章所述内容的全面系统评论，而是结合各章内容有选择地进行点评，并力图使前后各章的评议之间相互有所关联，希望能对读者在了解经济学说史的发展上有所帮助。“评议与思考”只是作者个人的观点、看法，仅作为一家之言以供参考。

《中国经济史问题探索》主要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资源开发、社会生产与环境变迁三个核心问题。资源开发研究侧重于水利开发和土地利用，社会生产研究涉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环境变迁研究则主要探讨自然条件、自然灾害及生态环境的演变；注重分析各地区经济环境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问题探索》对中国经济史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供相关专家和广大读者阅读和参考。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严中平先生为组长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这套《丛刊》包括八种资料：第一种：《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1955年出版。第二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孙毓棠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汪敬虞编，1957年出版。第三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李文治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章有义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章有义编，1957年出版。第四种：《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共四卷，彭泽益编，分别出版于1957、1958年，1962年刊出修订版。第五种：《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姚贤镐编，1962年出版。第六种：《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徐义生编，1962年出版。第七种：《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宓汝成编，1963年出版；《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宓汝成编，2002年出版。后者未列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第八种：《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聂宝璋编，1983年出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聂宝璋、朱荫贵编，2002年出版。这套《丛刊》的编辑出版首先是为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服务的。为什么要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从严中平先生一段本来是用来勉励青年学者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为了反击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的歪曲，捍卫祖国的尊严。他说：“新中国的胜利，引起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极大兴趣。1949年以来，外国所出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远比我们的多得多。其中有不少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歪曲历史真相的。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当然有必要走上国际讲坛，和这些谬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战而胜之，争得那种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崇高声誉相称的国际地位。”（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6）严先生还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了一百多年，难道就没有任何经济规律可说吗？马克思主义所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在这个社会里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这些问题，当然是我们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者所要探讨的。”“我们对我们这个社会所由以出发的国情还摸得不够透。”（前引书，第31、32页）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也是为了探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摸透我们这个社会所由以出发的国情。严先生这样概括他们小组在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时的工作程序：“回顾从1953年到今天这三十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经验值得参考的话，那只有一条，即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书。”（前引书，第20页）收集资料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基础，不能搞无米之炊。关于小组收集、编辑资料的过程，严先生是这么说的：“我们小组是1953年受命搞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的。……经济史资料工作是个体劳动，我们的办法是由一位，至多两位负责一个经济部门史资料的收集和编辑工作，有那么几个人，就编那么几个部门的资料。经过两三年至四五年的工作，先后编出一批部门经济史资料的定稿或初稿，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正在闹资料饥荒，为适应那种迫切需要，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只好一面学习经典理论，一面收集资料。我们理论水平之低是不需多说的，就是在资料方面，我们也只查看了某些著作和报刊，搜罗得不够广泛，至于档案，基本上没有利用。这都是我们所出资料的很大局限性。不过，我们毕竟编出那么几本资料汇编，质量虽不算高，力气却花了不少。这些资料汇编对当时的资料饥荒是起过一定解救作用的，对于我们自己，也是进行研究的一项基本功。”严先生随即补充说：“我希望青年充分注意这项基本功，对人对己，这都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一个工作程序，轻视、嫌烦，都是不行的。”（前引书，第18-19页）记得刘大年先生曾经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严先生领导的近代经济史编写组这种坚持从史料出发、扎扎实实的作风。刘先生认为，这套资料的编辑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一次较大规模搜集、整理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结果。正如严先生所说，这套书对当时的资料饥荒起了“解救作用”。我是1956年前后开始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当时能够看到的经济史书籍极其有限。这套资料，特别是其中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以及严中平先生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吴承明先生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就是我的入门读物。相信通过读这些书跨入中国近代经济史学门坎的人还有不少。

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对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也有良好的开端。收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报告（2014-2015）：服务地方的路径与策略研究》的四个日常课题研究报告，有两个完全属于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即《合肥快递业发展政策研究》。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民生，两个研究报告都提出了很好的政策设计，既可为合肥市政府制定这两个方面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又可以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使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更加完善，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理念。对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的政策解读，是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作为新型.智库的一大创新，也体现了合肥市政府与安徽大学共建新型智库的特色。另外，发挥安徽大学智力优势，时与合肥市发展有关的国家政策，结合安徽和合肥的实际，向合肥市政府公务员作出全面解读，不仅有利于广大干部正确理解和落实中央的政策精神，还有利于完善合肥市的地方政策体系，益处多多。从《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报告（2014-2015）：服务地方的路径与策略研究》收集的九个中央文件的政策解读来看，就有这样的效果，这也是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作为新型智库对合肥市政府工作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