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科可以分为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等。一般来说，中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都是国民经济史，就是说，都以某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外国经济史是指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史，不包括中国经济史；而世界经济史是人类世界的经济史，应该将中国和其他非欧美国家的经济史包括在内。当然，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史必须有所侧重，比如，人类文明有多个源头，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即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就生产和交换方式演变的路径来看，也主要是这两种。所以，世界经济史应该以这两种生产和交换方式为样板，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和比较的研究。另外，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交替地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形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古代世界，包括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占据主导地位，这以后才是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封建主义时代，以中国文明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文明，则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世界文明中心逐渐移到西方。世界经济史必须客观地反映这种交替现象并探索其规律。作为中国的学生和其他读者，要比较概括地学习和了解经济史，应首先学习和了解中国经济史，其次要学习和了解其他国家的经济史，再进一步从总体上学习和了解世界经济史。然后我们还可以反过来，在学习了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以后，再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史。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史学的重要性，这也是经济史学者苦心研究的结果。《中外经济简史（第2版）》是作者在多年研究中外经济史和几部相关专著基础上高度凝练的结果，即把中外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千年来的经济史浓缩为30多万字的教材。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希望学生们阅读《中外经济简史（第2版）》以后，能建立一种“经济史观”，以便理解经济学理论，观察社会经济现象。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库·2016年：清末通货膨胀问题研究（1900～1911）》从财政权力分配角度出发力图对清末通货膨胀做出新的解释。《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库·2016年：清末通货膨胀问题研究（1900～1911）》选取清末通胀作为研究对象，以1900-1911年为历史的横截面，将其放置于清末财政权力下移与外移、传统货币、财政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大背景下予以探讨，针对通胀历史因素、思想动机、权力分配、政府能力等方面进行层层剖视。笔者试图通过清末通货膨胀为载体，尝试揭示传统财政、货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和财政权力下移与外移的历史背景下，财政危机诱发的经济失调。

《工商辐辏：城关工商业撮要/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工业，介绍了陶器制作业、纺织业等；第二部分商业，介绍了清代商业、民国集贸市场等；第三部分上海迁兰工商业，介绍了迁兰过程与安置、迁兰行业等。每部分写了工商各业、大小商号及工厂的沿革，并捕捉晚晴、民国以降有关的人文历史碎片，以期留一份城关区社会记忆。并配图对照示意图11幅，以及相关老照片、图片，以便读者形象地感知工商业的发展。

所谓军事财政，就是国家为了维护体现“制度化暴力”的组织——军队的物质基础，而军事礼制则是象征性表现着“暴力制度化”所产生的秩序。丸桥充拓著的这本《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就是关于这两大课题的论著。《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由三部构成，第一部、第二部是关于军事财政的论文，第三部则是关于军事礼制的论文。在第三部的军事礼制中，第九到十二章列举了总称为“军礼”的各种礼制，并阐明了秦汉至唐宋时期军礼产生、质变的过程。

本系列从研究对象上说重视农工商业、货币金融等部门经济、私人经济、商人高利贷者，但经济制度、国家财政、地主农民经济亦不轻视；从方法论上说。。。。。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的前身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将“近代”放在前面，一方面可以同笔者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相对应，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已有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著作同名。近代的开始年份应是1840年，但有些1840年以前的重要经济思想也略有涉及。特别是王鎏的货币思想产生于1840年以前，而他的货币理论和主张在1840年以后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所以对他的经济思想不能不予涉及。还有一些学者主要的经济思想发表在1840年以后，但他们的有些经济思想在1840年以前就有表述，因此也需要有适当的涉及。这样，1840年只是一个原则上的上限，有些经济思想要突破这个界限。同样，上册的下限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但廖仲恺的《再论钱币革命》发表于1920年，孙中山于1924年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些经济思想也只能并入上册。上册较1998年版《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有很大的改进，具体如下：（一）校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二）增加了研究对象，新增陈虬、汤寿潜、宋育仁三人。（三）对原有研究对象的经济思想扩充了新内容，如马建忠由3目改为4目，钟天纬由4目改为5目，郑观应由3目改为5目，何启、胡礼垣由3目改为4目，康有为由4目改为6目，严复由6目改为7目，梁启超由7目改为9目，孙中山由5目改为6目，朱执信、廖仲恺由一节分为两节（分别为3目和4目）。（四）改变了注释格式，便于查对引文。（五）增加了一些新的考证。（六）使评价更趋稳妥。所引用的资料都重新做了校对，并有更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改引其第2版，有些译文略有变动；《大同书》改引姜义华、张荣华先生编校的《康有为全集》，此版《大同书》与原来的通行版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有不同。

本书系统地考察了计量经济史（Cliometrics）的研究方法，并提供了作者近年来尝试研究的案例。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讨论研究方法，基本上遵从实证主义研究路线：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检验；下编介绍了几个不同角度的研究案例，诸如文献评介、学术商榷与应答、中外经济史专题研究和理论质疑与补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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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地商人在滇黔地区的兴起是政治、经济等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变迁的结果。由于制度环境、制度变迁，使清代滇黔地区交通得到极大改善，交通网络化并嵌入全国交通网络之中；滇黔地区的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内地商人纷纷进入这一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首先，由于政治、军事的需要，促使滇黔地区驿道、航道开通，交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内地商人在云贵地区的贸易活动创造了必要的交通条件。由于滇黔地区特别是贵州，对王朝中央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历代统治者都特别重视对这一地区交通的开发与治理。明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加强对西南各省的统治，特别着眼于云南的开发和边防的巩固，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整治、修建贵州的驿道。至清代，为了加强和巩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在明代驿道的基础上，对湘黔、黔桂、滇黔、川黔等几条主要驿道进行“改驿设铺”，同时“新修驿道” 至古州、清江、台拱等“苗疆” 地区。除东西干道黔湘、黔滇两条干线设置驿站外，其余各驿道上原设的驿站一律裁撤，改设递铺。

《中外跨国公司发展史（上卷）》一书研究了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及其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分别从国别、经营管理等不同角度深度探讨了境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史，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