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群体，鲁商的足迹遍布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良好的口碑。鲁商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有识之士和许多海外人士，瞩目于鲁商和鲁商文化，他们从不同渠道向山东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为了能让鲁商更好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鲁商，让鲁商更好更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之大潮，希望能编纂出版反映鲁商文化的著作。

章文钦先生的专著《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由一系列专题研究整合而成，凝聚着多年潜研的心得。既有集腋之劳，又有成裘之功。作为一名同事和同乡，对文钦先生在这项中年硕果表现出来的独创性和会通性，我不仅赞赏和企羡，而且，也是津津乐道的。于是乎，便责无旁贷地扮演起撰序的角色。岭南学人对广东十三行的研究，起步甚早。七十多年前，番禺梁嘉彬先生已写下奠基性的著作。尽管蜚声学界，可惜继者寥寥。究其原因，也许是由于行商史犹如遗民史和红妆史一样，在高唱战歌的“史学革命，中，是难免被打入冷宫的。所幸文钦先生早岁师从戴裔煊教授，研治澳门史，深知行商制度对广州口岸的重要性经过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在他身上终于留下不怕“冷”的师门烙印：甘于坐冷板凳，敢于钻冷课题，善于作冷处理。近十余年，他不仅辑录和笺注过明清时代的澳门诗，还点校过大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从而，扩大了行商研究的史料基础，并拓展了研究领域。综合与分析并重，本书论述的“商欠”问题和对潘氏伍氏的分行研究，足以为证。所有这些，说明章文钦先生不愧为广东十三行学术史上的后起之秀。梁嘉彬前辈如果地下有知，相信．出＝也会乐于“沙弥说法沙门听”吧。

一、本書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清代、民國時期契約文書四百件。清代、民國分编兩冊，各二百件，均按時間順序编排。兩冊分別附錄《北京商業契書集筒表》，書末附錄《名詞索引》。 一、契約文書統一编號。照片在前，以存其真；錄文於後，俾便閱讀。照片序號與錄文序號一致。一、錄文行字基本依照原文格式排列。需要回行者低一格。一、契約文書標題，按契約發生時間、主體、內容擬作。 一、本集收人滿文契約文書一件，錄文部分包括滿文的羅馬拼音撰寫和漢譯文。滿漢合璧契約文書，因滿漢部分內容相同，錄文只取漢文部分，滿文從略。 一、凡契約文書為二聯、三聯者，如草契（底契》、正契《執照》並存，首選正契；正契殘缺或字迹模糊，選擇草契；契尾不錄。其粘連部分（草契、正契、契稿、契尾、執照）論是否收入本集，均於錄文後注明。 一、凡契約文書上鈐有原始印章（圖記、戳記》，酌情於錄文中或錄文後注明，後人加蓋者從略。一、凡契約文書上印有花押、指迹者，均於錄文當事人名下標明《押》或《手印》。 一、凡契約文書中文字磨泐者，錄文中以「口」表示：對原空字，用空格表示：通假字、異體字及自造俗字一律使用通行繁體字；錯別字在（）内注明正字，出現較多者如阡《仟》、伯《佰》、傢倨《具》等徑改，以省繁文。 一、契約文書中計量單位所用碼字，錄文中一仍其舊。與碼字相應的漢文數字、阿拉伯數字参考下表：

经典著作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是认识历史和当代、反思他者和自我的镜子，也是探索未来的路标。以图书出版的形式积累一切优秀的智慧成果，是建设中华民族文化事业、实现文化再造与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图书出版界历来重视自己的这一使命，经过与学界的长期互动与合作，积累了可观的精神文化资源。我社自创社以来，一向自觉参与这项文化事业，以单行本、丛书的形式，推出了诸多中西学术经典。考虑到有些经典作品值得推出新的译本、版本，或者有些经典作品的旧译本、旧版本因为时间或历史的原因需要重新出版，我社决定陆续刊行此类作品，一方面为广大读者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真诚地邀请学术界继续向我社推荐有待译介的其他学术经典，以飨读者。

佳宏伟的这本《区域社会与口岸贸易——以天津为中心（1867-1931）》选取以天津贸易为个案，避免理念化范式建构的误导，着眼于实践中未曾表达的实践逻辑，通过考察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和开埠前后贸易发展的内在连贯性，反思诸如“冲击—回应”、“帝国主义”、“传统与现代”、“中国中心观”的解释逻辑在外来影响与中国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清末，陈廷安、陈廷顺两兄弟投奔湖北新军时，阴错阳差地与“汉阳造”——湖北兵工厂制造的步枪发生了瓜葛。两兄弟因观念不同及掺杂其中复杂的爱情，使他们的矛盾围绕这支枪而变得更加复杂，而这支枪紧紧关系着“汉阳造”的出生与制造，也关系着兄弟俩的命运。“汉阳造”的发展和兄弟俩成长过程相互影响，并因此掀起层层波澜，推手则是当时背景下的各种势力集团。标志着中国民族军工业的“汉阳造”在风雨中前行，也推进了哥俩情感与矛盾纠葛的演进过程。

本书力图矫正过去对清朝后期的政府一概否定的简单化弊病，力求历史主义地客观陈述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演变过程。作者把辛亥革命前期这一时间概念界定为甲午战后，因为清朝政府经济政策转变的广度、深度与力度，确实是在1895年以后才有清晰的轨迹可寻。过去我们往往过分强调“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和庚子之役的极端愚昧落后，殊不知这两件大事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都曾留下深刻的印痕。如果说前者至少是通过一系列诏谕，初步勾画了虽然简略却也清楚的现代国家的草图；后者则是以历史的反动及其空前加深的民族灾难，为清朝政府的顽固传统路线谱写了一曲悲惨的挽歌。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才使清政府的整体趋新政策导向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辛丑以后的新政，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尽管它缺乏足够的自觉。 张謇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也有爱谈因果关系的习惯，譬如上述“政因而业果”，士大夫（即学）需要“通因果为权”之类。我们史学界的祖师爷司马迂，早在两干多年以前就对历史学家提出极高的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可以说是“通因果为权”的典范。但是在我国晚清史的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寻求往往失之于公式化、简单化，因而有时难免忽略了因果关系内涵与外延的错综复杂特点。对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十年新政的研究与论析，人们常常是因为清朝最终的覆亡，而否定了它在某个时期和某种程度上多少顺应潮流的转变与努力。如果说，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处在这个大潮流中的人群（包括统治者）就绝不可能一成不变，其中总有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做某些适应社会转型的事业，充其量无非是存在着主动适应与被动适应、奋力推进与勉强因应之类的差别而已。

《财富大癫狂：集体妄想及群众疯潮》邀得香港《明报》财经专栏作家廖汇恒精心编译并撰写导读，以全书所揭示的群众投机心理，反思当今金融经济现象，更配以精确图表分析，为不可错过的经典解说。作者麦基以戏剧性的手法描绘了欧洲历史上，因“羊群效应”而引发集体疯狂的传奇事件：法国的密西西比计划、英国的南海泡沫以及荷兰的郁金香狂潮，充分表现了人类原始的贪婪本性。时至今日，“羊群效应”与集体疯狂仍是解读金融世界与投资心理的关键词：互联网泡沫、金融海啸甚至楼市及商品狂潮，都是“历史不断重演”的最佳例证。

读经济史有帮助吗？Donaid McCloskey从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后，到芝加哥大学任经济史教授，做过经济史学会的会长。在他那篇1976年的名作：《历史对经济学有用吗？》中，他认为历史对经济学可以提供五项功能：更多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事实，较好的经济理论，较好的经济政策，较好的经济学家。要辩护经济史是否有用，基本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有效的经济学理，是根据事实来提炼出有用的概念，那么现代的经济学理视野，必然会受到观察样本的限制。历史的重要功能，就是开阔认知的可能性。赖建诚所著的《经济史的趣味》中的历史能提供许多过去的精彩现象，是眼前所不易观察到或想像到的。《经济史的趣味》告诉你：其实历史知识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在欧洲一直没有人怀疑过。现在的经济学已经过度数学化和逻辑化，用计算机模型建构出来的理论，未必有实际的解释意义。倒不如在人类的共同遗产里，找寻廉价实惠的史实作为分析对象，这对经济理论的推展，反而是最可靠的投入要素。

本书是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的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的。除了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和史料对原有内容进行修订、补充以外，增加了关于2002：2011年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专章。由我提出全书修改充实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