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滨的专著《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资本投资与社会机制》一书，近期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经济社会史著作，其主旨是探究资本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关系。作者认为，工业革命率先开始于英国，并不是由于她具备了充足的资本，而是因为英国历史中所形成的独特社会机制。这种机制即使在资本缺乏的情况下也能显著地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之具备现代经济增长的意义。按照作者的观点，“英国历史中形成的、制度化的观念、传统和行为模式，构成了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重要支配因素，即具有英国特质的社会机制。英国近现代史上所形成的、最为核心的特质便是，基于个人的自由和财产的个人权利理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方式。”这一点才是理解资本与工业革命的关键。全书共分五章和一个结论，分别就相关理论观点，农业、制造业、交通业和金融业投资状况进行了研究。作者曾为此书专程赴英国访学、研究，搜集了诸多珍贵史料。该著参考了议会调查报告、个人记述及专题研究等各类资料，证据详实。

《晋商与现代经济：探寻经济良序运行的制度条件与历史文化基础》主要探讨了晋商的制度安排、实施机制、经营管理体系，晋商信用和信用制度的生成、维持机制及其作用，晋商的官商关系与其兴衰关系，山西票号的经营业务、资本、利润与兴衰原因等内容。《晋商与现代经济：探寻经济良序运行的制度条件与历史文化基础》是作者十多年来在晋商学研究领域中所进行的探索，其特点在于试图将晋商研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利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晋商现象进行阐释；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透过晋商史的研究来反思现代经济发展过程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为现代经济建设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现代经济理论越来越重视文化传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道德取向等因素构成的文化传统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运行中，每一个行为主体都不可避免地接受着文化传统的影响。文化传统通过影响行为主体的主观认知、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等，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 当文化传统成为一种社会环境，左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群体间的互相影响，构成特定的交易制度和交往习惯时，这种交易制度和交往习惯又会保障文化传统延续下去。密歇根大学的詹纳。贝德纳（JennaBednar）和斯科特·E·佩奇（ScottE．Page）等人将这种双向因果关系公式化地演示出来，提出了一个逻辑严谨的模型，规范地阐释了文化传统、制度绩效与路径依赖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传统这一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选择和制度绩效产生的影响。 晋商是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一个实力雄厚的商帮。明清时期，晋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推动中国当时的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晋商在20世纪初却迅速地衰落下去，其传奇的发展经历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本书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出发，首先探讨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晋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次研究晋商文化传统与晋商经营管理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制度绩效与路径依赖；最后是结论与启示。晋商文化传统主要概括为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重视商业的价值观念、信义观念、群体精神和谨慎、保守的传统观念；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主要指身股制、联号制以及赊销和信用放款制度。 晋商的信义机制和群体精神促使身股制的出现。制度执行初期，绩效惊人，票号“执金融业之牛耳”。但是在晋商身股制实行的后期，票号出现破产情况时，也没有向更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变迁，而是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体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

《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精选《经济问题杂志》（Journal of Ecnomic Issues）的精彩论文汇编而成，以探讨作为权力体系的经济为主题。《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在第1版所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即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经济权力的存在及其运用，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全面修订，添加了最新的理论洞见、哲学上的深思、分析上的精炼以及最近的大量证据材料，增添了制度主义所分析的考虑权力的判断及其结果等文献。

谭白英编著的《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史》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以翔实的旅游经济研究资料为基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时代脉搏，厘清了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发展线索。在对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发展脉络的分析中，进行了分期，并归纳出各时期的发展特点，挖掘出各类思想的实质，阐述了反映时代面貌的各种思想的逻辑关系。这些都是至今没有人做过的工作。《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史》克服了资料分散，缺乏独立的旅游学科理论支撑的难点，以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为主，兼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解释现象、揭示本质、探索规律；将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以历史顺序和主流旅游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为主线，按旅游经济思想专题进行板块研究，构建了当代中国旅游经济思想史的整体框架；反映了时代面貌和各种思想的逻辑关系，开拓并推进了中国当代旅游经济思想史的编修。

这本《服务经济思想史》梳理了经济思想史中不同年代的经济学家对服务的不同理解：追溯了古典时期和马克思的服务理论；介绍了20世纪30－70年代之间逐渐获得影响力的三次产业理论和“后工业社会”思想；最后探讨了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工业主义”，该观点强调工业是服务业扩张的基础。

本辑《求真务实》赶了个好日子，今天与读者见面了。所谓“求真”，就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去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所谓“务实”，则是要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做、去实践。我们的《求真务实》就是要在求真思想的指导下，务实地去发现问题、试图解决问题。 本辑的探索就从100年前开始。自彼时起，中国人仿佛迎来了名为“共和”的全新时代。然而，任何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必须经过历史长河的洗涤，方有望清澈。在共和诞生百年纪念之时，四海内外依然在热议着，100年前的革命，究竟是触发了另一个天朝盛世来临之前的短暂动荡，还是开启了中国摆脱王朝循环而融入现代世界的灿烂天桥？

这是第一部整体叙述中国商业史的编年体著作。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然而，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东亚病夫”。在经历百年跌荡之后，中国经济再度崛起，在二十一世纪初，重回强国之列，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矛盾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本书作者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雄厚的笔力，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及至当代改革开放，叙述了两千七百多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辩驳得失，以史为鉴，本书适合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政府官员、企业界、学术界人士阅读珍藏，也是当代青年了解中国的启蒙读本。

惠玲教授《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缘起于国家“九五”重大项目《西藏经济通史》的子项目《宋元藏区经济》。2004年我投标获此项目后，就交由当时正入我门下攻博的惠玲女士负责。她硕士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攻西北历史，导师为西北史名家胡小鹏先生，故该生的学术传承有一定的根基。到广州暨南大学后，我将早年在兰州完成的有关安多藏族史研究论文交由其修订整理。这样，她又对宋元时期藏族史有了一定的认识。故此她来负责《西藏经济通史·宋元部分》这一项目应是适合的选择。惠玲在攻博期间的勤奋是人所共知的，西北人的“能吃苦”精神在她身上尤能体现，再加上惠玲心慧聪敏，一点就通的借鉴学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不仅将国家项目完成，而且在此期间还与我合作完成和发表了几篇宋元藏族史的论文，并获“暨南优秀研究生奖”，在我门下的众多研究生中，惠玲明显是佼佼出众者之一。《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一书就是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扩张而成。“宋元时期藏区经济研究”在西藏经济史研究中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也是一道难题，故该项目的招标数年无人问津。这一研究之难，一是宋元时期藏区历史线索不清晰，藏区各地的部族政权零星分散，时隐时现，形势极为繁杂；二是宋元时期藏区经济文献甚为稀罕，上不足以追唐，下则无法与明清相比。中文文献之文字记录仅局限于安多一地，而藏文文献则寥若晨星，仅有的几种藏文书中经济史料则犹如沙里淘金。然而，惠玲以极其坚韧顽强的毅力，以全面学习借鉴的方法，广搜文献资料，采撷前贤成果，特别是注重在藏文文献及海外汉学家的译著中淘金挖宝，居然完成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宋元藏族经济史的专著，内容不仅包括：宋元藏区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经济制度、牧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建筑业等等，而且照顾到卫藏、安多、康区三大藏区的不同与变化。

财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以社会性权利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财政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国家便成为财政分配最直观的主体，由起初的原始财政演变为国家财政。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专制中央集权的奠定时期，其财政机制的总体态势向高度集中发展。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汉王朝来说，财政是联系国家与基层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调控工具。要维护中央政府的资源独占地位，国家必须对地方财政进行有效监管和控制。 本书以“汉代地方财政研究”为题，有必要先对“地方财政”概念作一下界定。从现代财政学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财政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的，即中央财政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财政的主体则为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