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四行联营机构》是2020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续编》之一种，主要收录了上海市档案馆藏北四行行史资料、规章制度、组织人事、业务经营等档案资料，以期反映北四行历史变迁的全局性概况。

《全球贸易冲突：16-20世纪》从近代航海大发现讲起，探讨了五百多年来贸易与冲突交织的重要历史事件，如明朝中国南海发生的贸易冲突、葡萄牙在航海大发现时代的崛起、西半球的贸易与革命、拿破仑时期围绕“大陆封锁政策”发生的全球贸易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贸易复兴、《关贸总协定》的由来和谈判、尼克松主政时美国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等。一些观点认为，稳定与和平一定会带来贸易量的增加，而国际贸易一定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卜正民等知名学者以全球视野分析五百年来的贸易冲突史，认为这样的观点过于简单化：贸易与冲突紧密交织，冲突往往带来深刻的、意想不到的影响。《全球贸易冲突：16-20世纪》中详尽的资料和敏锐的洞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球贸易冲突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经济贸易格局。拿破仑以任何国家都不能违反“大陆封锁政策”为由入侵葡萄牙，迫使其王室流亡海外。拿破仑不经意间加速了巴西独立的过程，并亲手结束了自己的帝国伟梦。“自由贸易”“保护主义”都是通过言辞建构起来的术语，这些范畴通过论证而构建，并不断重构。言辞艺术在现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诞生中至关重要。围绕谈判的言辞经常是高度矛盾的，因此很明显：贸易和冲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尼克松知道他那些令人不怏的提议的代价，但他希望盟国能够接受他开出的药方，这样国际经济的真正病人——美国——就能够从患病中恢复过来。

计量历史学革命的主要成就之一是衍生出量化经济史的分析方法，更好地分析历史事件，并不断地印证和解决很多传统史学家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避孕药的出现如何影响17～19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婚外生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转型期，为什么企业规模越大而盈利能力却越弱？铁路开通与地方经济的关系如何？机械制冷的出现如何打破了生猪-玉米周期？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什么加剧了美国各州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本书正是致力于用经济理论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量化分析的视角分析上述问题，并就一系列历史事件提出新的见解和观点。

本书分为i两次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中的劳动经济（1949—1956）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经济（1957—1978）两篇，共10章内容。具体研究了新中国劳动经济制度的历史起点、新民主主义劳动经济制度的建立、新中国劳动就业制度的建立、新中国工资制度的建立、新中国劳动保险制度和职工工资福利制度的建立、农村个体劳动制度向集体劳动制度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为中心的劳动就业制度、计划经济下的工资制度、劳动力技术培训制度、社会保险与职工福利制度、农村人名公社体制下的的劳动经济等问题。

本书以区域发展分异这样一个特征事实为切入点，认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有不同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由此，本书立足于地理空间的要素禀赋与环境约束，将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结合起来，以期构建系统化的绿色区域发展理论，优化区域经济学新发展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与其它学科相融合的能力，从自然资源禀赋、技术与市场外部性、区域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展开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期提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显然这样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暂缺简介...

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以其恢宏的气势、巨大的规模、匠心独运的结构和精美的砖雕木刻艺术而成为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瑰宝。由于这里曾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昌晋源票号》等二十余部影视剧拍摄的外景地，因而更加引入瞩目。森严的府邸究竟发生过什么故事呢？打开这本书，让我们走进神秘而充满魅力的乔家大院，一同领略那些生动而耐人寻味的乔家的传说故事……

出口升级是现阶段增加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和增长动力，降低国际经济动荡风险的重要课题。《中国出口产品演化与升级：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从中国城市和企业两个尺度，探究中国出口产品升级过程、模式和机理，重点考察不同类型升级路径如何交互作用，以及技术关联所刻画的认知临近对升级的作用。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提炼出适用于中国甚至是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升级的分析模型与框架。（1）该书将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集聚经济等理论研究视角相互补充，以跨学科理论的结合来探究我国出口产品升级路径及其影响因素。（2）该书构建了融合产品内升级和产品间升级的中国出口产品升级分析框架。基于产品动态视角，分析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升级过程、模式和机理，发现中国出口产品升级主要以产品内升级为主，产品间升级也伴随发生。另外，出口产品升级模式和路径的选择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3）该书提出企业-区域互动的综合分析框架，引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技术关联视角，探究基于认知临近的技术关联在中国出口产品升级过程中作用，发现技术关联的显著性存在显著企业差异、产业差异以及区域差异。（4）该书突破静态研究产品变化的局限性，基于产品动态视角，研究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升级的动态过程及其影响机制，更系统全面地揭示中国出口产品升级路径选择的微观机制。

“礼”是春秋时代政治规范的核心要素，“礼”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政治权力非绝对化条件下各种政治势力在遇到问题和分歧的时候需要“讲道理”，春秋也因之而成为古代中国仅见的人们在政治实践中普遍“讲道理”的时代。“讲道理”与暴力强制和功利追求正相对待，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作为“道理”核心内容和“讲道理”基本依据的“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此乃春秋史与战国史绝然不同处”。在古代中国“功利”与“实力”和“暴力”往往密不可分，因为追求现实功利往往需要拥有实力和行施暴力，而“实力”和“暴力”又必然以追求功利为最终的归宿。把国家的各种资源全部集中于专制君王的掌控之中，在短期内无疑是追求“富国强兵”等功利目的的“国家”提升其实力和行施暴力能力的非常有效的手段，所以君主专制体制的形成与对“功利”“实力”和“暴力”的崇尚密切关联。

中国历史上的商业常被“贬之曰末务”，商人则被“贱之曰市侩”，长期背负着锱铢必较、唯利是图的污名。及至近代，商人仍屡遭讥讽，被指责为“在商言商”，对民族和国家存亡漠不关心。商人之真实面貌，被严重遮蔽而难以为今人所公允认知；商会的特点与作用，也难以为今人所知晓而得到应有之肯定。本书之主旨，即在于依据史料，揆诸史实，拨开层层历史迷雾，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近代商人与商会的客观真实面貌。诸如对商界“联合”、“爱国”、“政治”、“实业”论说之条分缕析，了解清末民初商人思想之重要变化及其影响；以近代商人对“辛亥”记忆的建构与阐释，分析其“民国”印象与政治、经济诉求；对“在商言商”的产生及其积极与消极影响的剖析，探讨近代商人的政治性格特征；对“钱业巨子”秦润卿之个案考察，再现上层商董在抗战期间的生活日常与爱国情怀；揭示商会独特“联动”机制，窥探近代商人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论证清末商会确立的选举制，乃投票选举这一先进制度在近代中国的率先尝试。本书对于近代商人与商会之考察分析，力求既不溢美也不讳过，尽力予以客观描述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