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沪之间有较为久远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为云南的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技术手段和专业人才支持，云南则向上海输出了大量的原材料，两地之间形成了由指令性计划导向的分工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对口支援政策的推动下，滇沪合作逐渐由计划导向转为市场导向和贸易利益导向。在此期间，由市场导向和贸易利益导向的合作虽然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但是由于滇沪之间存在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体系结构的巨大差异，加之两地相距太远，上海的发展对云南的扩散效应不明显，两地的经济技术合作趋于淡化。尽管在国家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对口支援政策的推动下，滇沪建立了经济协作关系，双方对于推动合作关系的发展都保持了比较高的热情，但是双方经济技术合作对推动双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滇沪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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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热点问题研究》一书是青年学者孙鹏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以来不断讲授合同法、研究合同法的结晶。本书与面面俱到的一般合同法著述不同，仅将笔力集中于合同法的现代发展、合同法的调整对象、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违约与救济等有限的几个问题上。正是这一专题式研究方法，避免了在常识性内容上浪费笔墨，使本书对最能体现合同法本质和精神的几个问题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本书的每一章都凝聚了作者的心力，都有作者独到和创新的见解，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第一章合同法的现代发展——罗马法以来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衰第一节契约自由思想在罗马法上的起源一、罗马市民法上之契约：形式是自由的天堂（一）铜块和秤式（peraesetlibram）铜块和秤式是罗马法最早的契约形式，包括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要式买卖——曼兮帕蓄（mancipiummancipatio）和用于金钱借贷的要式现金借贷（债务口约）——耐克逊（nexum）。其中，代表曼兮帕蓄之mancipatio一词系合mann（手）和capere（攫取）二词而成，故曼兮帕蓄又称握取行为，罗马法学家盖尤士对此种古老的买卖仪式曾作有描述。

本书是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书中的一册，全书从定义国家利益、规范与国家机构等等5个方面对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作者在这本篇幅不长的著作中，以独特的视角、鲜明的观点、实证的考察和理论的反思，脉络分明地为我们展示了剖析国家利益的轨迹，提供了一个分析国家利益的新视角——社会学的视角。

消费涉及到每一个人，人们在消费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与社会和文化有关的问题。随着作者对消费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方面的认识，以及随着近来国内消费不足和相对过剩经济等问题的出现，作者认为研究消费社会学的时机和环境氛围已经成熟。消费是联结经济与文化的社会活动，是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连接点。消费既是经济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进行交换和沟通的渠道，也是资本与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的领域。因此，消费不仅具有经济和营销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消费生活向我们显示了，人们不但通过自己的"生产者"角色，而且也通过自己的"消费者"角色，与他人结成一定的分工、合作、交换和互动的社会关系。消费不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消费者进行"意义"建构、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这一切都说明，消费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经济、社会、政治、心理和文化现象。消费是一面"镜子"，它不但从一个侧面映出了经济体系某个部分的运行机制，而且也照出了文化过程和社会生活的许多"秘密"。简言之，消费所隐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和市场营销所能把握的范围；消费与消费者不但应该、而且也迫切需要从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分支来进行研究。本书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消费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然的消费者：消费的历程从我们出生开始，直到我们死亡。但是，我们却不是天然的生产者，我们作为生产者既要等候生理的成熟，也要经过技能的培训；而疾病和衰老又重新使我们失去生产者的资格。显然，个人作为消费者的历史比作为生产者的历史更长。因此，消费并不仅仅是人的经济活动的属性，而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属性之一。不仅如此，人的消费模式也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文化适应的结果，是文明积淀的产物，因此消费反映了人的文明化和社会化成果，体现了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人的教化和塑造作用，具有社会和文化属性，因而理应成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可是，长期以来，消费被看成只是经济学和营销学（包括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领域；在社会学家的视野里，是很少有消费的位置的。消费几乎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黑箱。可以扼要地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当代西方的消费社会学形成了三个主要"范式"。第一个是"应用社会学"范式。第二个范式是"消费的生产"。第三个范式是"消费文化"。上述各个研究范式，各自都有其合理和不足的地方，需要深入地进行整理、发掘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吸收。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对消费的社会学研究，单单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做一些本土化研究。为此，就有必要考虑到中国的消费领域所面临的一些独特的情况。本书共分14章。第一章是对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论述。剩余的13章则按4个部分进行组织：消费行动（第2-5章）、消费文化（第6-9章）、消费环境（第10-12章）和消费问题（第13-14章）。其顺序是先微观，后宏观，再进入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最后，结束语则对本书的引申含义做了简要的概括和讨论

本书包括总论、程序、运作和对策共四编十三章，对WTO的法律基础、宗旨、职能、基本原则、成员、机构及其职权、决策程序、法律地位、成就与挑战进行了必要的论述与分析，附录比较系统全面地收入了作者所译的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要法规资料。本书着重论述、分析了作为“WTO皇冠上的明珠”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宗旨、机制、程序、规则及运作过程，并通过许多案例有针对性地加以解析，有助于即将加入WTO的我国各级企事业单位、各级政府及研究人员具体、深入地了解WTO的运作机制的相关知识；及早制定相关政策，高速产业结构，以有备之身，迎接入关。本书内容丰富、翔实，逻辑严谨、文字简洁，适合专业人员和一般读者阅读。本书是《WTO判例丛书》中的第一种。

片断：新资本——掀开新纪元“新资本经济”是在市场全球化与信息革命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美国，发生了一场带动全世界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革命。经济持续增长、股市不断攀升、企业频频兼并、巨富不断涌现，美国经济出现多年来难得的高增长周期。而且，物价低廉、市场兴旺、失业降低、国民收入增加、低通胀……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刺激了世界经济，激发了世界经济的活力，形成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美国“新经济”现象的出现，主要是依赖于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高科技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强大的金融背景也为美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在美国，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世界超级银行就有十几家。这为美国的信息网络开发、硬件更新以及计算机系统的升级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后盾。在美国的家庭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都配有计算机。由于美国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信息技术产业的开发上，因此，美国对因特网具有统治地位。全球信息产业所必需的硅芯片几乎被美国垄断。当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全世界的市场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力的时候，那世界经济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了这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手里。经济全球化，将结束封闭与落后的时代，技术革命与开放的世界将使人类社会进入新的文明阶段。人类同旧时代的传统模式决裂，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欧洲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复苏，主要是靠美国支持。而美国在战后，发起与推动了国际性组织的建立，大大地刺激和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增长。欧洲联盟、七国首脑会议、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都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组织。美国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来协调、处理新经济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世界新经济的形成，主要取决于20世纪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得益于高科技的发展，还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先进的技术与管理，通过国际合作，迅速扩散，使落后国家快速发展，逐步赶上先进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扩张，同时也传播了先进的技术文明，使发展中国家少走了很多弯路，缩短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美国学者加里·哈梅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连续性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数字化、取消管制和全球化正深刻地改变工业界的面貌。我们所看到的是新经济生活形式的显著增多，虚拟机构、全球财团、网上贸易等等，不胜枚举。在创造新财富的努力中，我们已经走到了渐进主义的终点。这里有一个由寻求差异变为寻求一致的转折点，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观点正在出现。”社会正在由权力社会向平等社会，等级社会向文明社会，知识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变。人们将生活在平等、祥和、富裕、文明的网络时代。20世纪末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将是新的网络时代的主流派人物。从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信息技术、电信技术、遗传技术、超微技术、显微技术、生物技术等都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以高科技信息为主导产业，在软件、网络、信息、通信、多媒体等方面占有优势，走在世界前列。半导体产品主要由马来西亚和爱尔兰生产。但是，马来西亚已经建成了东方硅谷“多媒体超级走廊”。中国主要是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生活用品、玩具等。而不可低估的是，印度的软件业是一支世界级的高科技队伍中的生力军。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开发中心已成为印度高科技的“硅谷”。中国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也是后起之秀。新资本在新经济时代之初的主要运行特点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利用高科技手段，发明创造出新技术，去占领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从中获得利益，而它们在这些落后国家或地区所赚的钱，基本上都流入了自己的腰包，等于，永远是“穷帮富”。这也是新资本在今天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去实现资本扩张的一个重要途径。21世纪将在世界新经济的格局下发展，互利合作、有效、有超越、有发展将成为新经济时代的主流。新资本将改写传统资本的性质与概念，在消除人类贫困、改善生活、提高素质、保护环境、创造和平安宁的过程中起作用。新资本将以它巨大的能量，掀开人类新的纪元，创造人类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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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包括：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考察、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横向探求、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与社会政治等内容。

本书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人的本能与理性的分析，用伦理学说明了人类的经济行为；用经济学阐释了社会的道德规范，进而揭示了伦理学、经济学及其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前言]前言：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阿马蒂亚·森教授清晰、通俗、活泼和富有激情的写作远远超出了那些对伦理学与经济学文献的简单综合。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并指出了，对自利行为假设（assumptionofself-interestedbehaviour）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阿马蒂亚·森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他令人信服地指出，由于伦理考虑（ethicalconsideration）影响了人类的实际行为，而影响人类行为的正是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因而就福利经济考虑（welfare-economicconsideration）也就必然影响人类的实际行为，由此可见，福利经济学与现代逻辑经济学（modernlogisticeconomics）是有联系的。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逻辑经济学已经对福利经济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福利经济学却没有对逻辑经济学产生任何实际影响。阿马蒂亚·森说明了经济学伦理根源和逻辑根源的各自的合理之处，并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逻辑方法往往是非常有效率的，正是由于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方法，现代经济学才较好地解释了社会相互依赖性的本质，并较为清楚地说明了一些实际问题。“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演变就是一个例子，阿马蒂亚·森说明了它在研究饥饿和饥荒这类重要问题中的实际应用。阿马蒂亚·森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通过简洁的阐述，他分析了可能造成偏离经济理论中标准行为假设（standardbehaviouralassumptions）的几种性质不同的伦理考虑。这些考虑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内在价值评价（intrinsicevaluation）与工具价值评价（instrumentalevaluation），这些评价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阿马蒂亚·森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造成这些偏离的不同原因，即这些使当代社会行为的工具作用变得可信赖的原因。这类行为有可能明显地违背个人的占优策略（dominantstrategy），因为，即使人们没有知识方面的任何缺陷，特定类型的团体—理性条件（group-rationalityconditions）也常常会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接下来，阿马蒂亚·森阐述了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如何能使福利经济学更加充实；在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确定中，给福利经济学留下更多的空间如何有利于改善经济学的描述、预测和政策；反过来，与经济学更紧密的联系如何能使伦理学的研究受益。可以理解，虽然阿马蒂亚·森对经济学持有批判的态度，但他并不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在伦理学的文献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把伦理学文献中的一些结论移植到经济学之中。他认为，一些伦理思考可以用经济学正在使用的各种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p．71）。借助于关于权利与结果的现代文献，他证实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如果不把权利仅仅看作具有工具作用的基本法律实体，而是把它当成具有内在价值的基本法律实体，那么，这些文献就可能得到更大的丰富和改进。进一步地，对于如何把研究相互依赖性的经济学所使用的典型结果推理，应用于权利与结果的形式化分析中，他也提出了系统的建议。在最初的论述中，阿马蒂亚·森指出，现代伦理学文献的内容远比已进入经济学中的内容更加丰富，是经济学中极为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它对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consistencyofchoice），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他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在日本，那里以规则为基础的行为，系统地偏离了自利行为的方向——责任、荣誉和信誉——都是取得个人和集体成就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亚当·斯密，那么无论是在伦理学，还是在经济学中都不会出现对自利行为的狭隘解释，以及对这一解释的支持和倡导。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证实的那样，从技术上说，在某种极为有缺陷的条件下，福利经济学才会承认完全依照自利行动假设行事是伦理正当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的实践意义仍然非常值得怀疑。他提出了这一分析所依据的“福利主义的”概念的局限性。通过区别“福利方面”（well-beingaspect）（就个人利益而言，一个人的成就和机会）与“主观能动方面”（agencyaspect）（就更广泛的目标而言，一个人的成就和机会），阿马蒂亚·森的分析超越了一个人对单纯自己福利的追求，并得到了更有解释力的结论。阿马蒂亚·森区别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更为广泛的个人或集体价值判断，进而引出了对“多元性和评价”（pluralityandevaluation）、“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完备性和一致性”（completenessandconsistency）、“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theorem）以及实证可能性结果和结构特征的讨论。把近年来关于结果主义的哲学文献应用于经济学研究，阿马蒂亚·森论证了这种推理——包括相互依赖性和工具价值计算——不仅可以与内在价值相结合，而且可以与道德评价中的立场相对性和行为主体敏感性相结合。他证明了，在符合实际的假设条件下，一个广泛的逻辑一致分析可以为权利与自由这类基本问题的描述提供一个具有敏感性和稳健性的框架。阿马蒂亚·森认为，对经济学理论中标准行为假设的偏离——结合自利行为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可能产生于个人或集体的内在价值评价和工具价值方面的考虑。这一看法是非常中肯的，并可以应用于解决标准经济学中因外部性影响（externality）、非市场依赖性（non-marketinterdenpen-dence）、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缺乏信任等因素所导致的效率失败（failureofefficiency）问题。阿马蒂亚·森认为，如果允许对自利行为的偏离进入经济学分析的话，那么就应该重新定义或表述解决这些问题的激励。他坚持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是否可以被认为在追求某种目标的最大化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单个行为主体或团体把什么看作是可适当控制的变量，以及把什么变量视为是可实际操作的手段。当为了追求个人目标而接受了特定社会行为准则的工具价值时，就会造成个人表面上追求的目标与其真实目标之间的模糊性。在这种情况下，互惠必然取得工具意义上的重要性，否则，就很难说明人们的“真正目标”不是对互惠的追求。通过强调行为准则与行为本身应该在经济学中得到更紧密的结合，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系统方法，阿马蒂亚·森指出了对不同福利经济准则进行更深入分析的途径。本书是阿马蒂亚·森根据他198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洛尔讲座RoyerLecture的讲稿写成的，该校经济学系和哲学系的师生们很高兴有阿马蒂亚·森这样一位真正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为他们所作的这次讲座。我们相信，读者也会和我们一样感激阿马蒂亚·森教授划时代的贡献，并分享ReneOlivieriofBasilBlackwell正式出版此书的恩惠。约翰·勒蒂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