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括了施蒂格勒在20多年中所写的有关产业组织的论文，产业组织理论是对一个经济中各产业（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者）的结构和行为的研究。作者细致的分析、清晰的写作思路以及他睿智的语言，将所有的文章统一起来。本书论文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竞争和垄断的属性、决定产业规模结构的各个因素、市场行为方面的主题、反托拉斯政策的讨论。在产业组织理论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学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回头再看这本《产业组织》中的一篇篇经典论文，是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的。全书结构清晰，用语简练，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是经济学专业的老师、学生以及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读物。

研究政府理论，一直是我的夙愿。自从1987年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以来，我就开始关注政府理论问题。西方国家早年有《政府论》(洛克)、《政府片论》(边沁)、《政府过程》(杜鲁门)等著作。这些著作回答了政府理论中的一些问题，如政府起源、政府目的、政府形式、政府过程等。但政府理论博大精深，所要回答的问题何止几个!诸如政府性质、政府模式、政府价值、政府文化、政府合法性、政府发展、政府评价、政府形象、政府治理、府际关系，以及政府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还有政府哲学层面的问题等等，都是政府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西方学者已经回答的政府起源、政府目的、政府形式、政府过程等问题，也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问题要用中国的话语系统，给予中国式的回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理论。

序言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由王小卫、宋澄宇编选的《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这本集子，收集了经济学界十一位领头学者的方法论著作，其意义重大。这不仅仅因为这几年关于经济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争论在不断升温，而且也因为翻译、引进经济学达一百年之后，是该问一问：在中国除了有经济之外，是否真的有经济“学”？如果还没有，那又到底如何让普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时下时髦的“谁谁是一流、二流、三流”这种无聊话题，也不是要做多少年后中国经济学家会得诺贝尔奖这种毫无意义的预测。像许多现代学科那样，晚清洋务运动之前在中国是没有“经济学”这回事的，那时充其量只有一些经济思想或者说关于经济的智慧，是一些简单的经验总结，而不是经过严格证明的科学理论。洋务运动期间，经济学与其他西学开始进入中国，其中以严复于1897至1902年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重要标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就扎根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已八十多年，今天我们还在为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以及什么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展开争论，这本身说明经济学在中国还在初步形成，并没成熟，更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家不久要主导经济学世界。回想一下，“五四”时期盛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到今天还没有全面改变中国文人研究人与社会的方法论。“德先生”带来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理念，不是研究方法;而“赛先生”是研究方法论，是科学方法，但以往这又被理解成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研究方法论，跟社会科学没关系。于是，在多数人眼里，“赛先生”是“术”，不是“道”，以至于到今天中国还只有“经济智慧”、“经济思想”，但没有真正的“经济学”。“经济智慧”与“经济思想”充其量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经验总结，不一定是科学。中国人的智慧是众所周知的，像孔子、孙子、管子等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中，齐国时期管子的经济思想至今还是那么经典，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但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理念与智慧往往不超出个人或局部社会的经验总结。换言之，孔子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说非常丰富，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对周围的人和事观察得也绝顶细致，从这些经历和观察中他也提炼出了绝顶、绝世的精华。但是，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使孔子不能周游到今天的中国疆土之外，在今天看来，他所能收集的“样本”自然局限性很大。再者，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处境也可能千差万别，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观察与体验到的规律未必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社会的规律。所以，基于个人或局部经验的“经济思想”不一定经得起时间与环境的检验。特别是近几十年的研究发现，人们普遍具有“选择性记忆”的行为偏差：专记自己想看到的经历，忽视与自己愿望相背离的经历和现象。这种行为偏差在古代有，在今天的人中间存在也属自然，以至于时不时有人会对社会、对经济妄下结论，或者以偏概全。因此，在没有经过“逻辑考证”（比如，基于数理逻辑的经济模型推证）或“数据实证”之前，一种“经济思想”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谬误。换言之，中国的工匠技术与手工业历来发达，但工业革命却偏偏发生在西方的英国而不是中国。原因是在西方出现了科学实验室，让研究者可超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超出“经验”去设计制造各种假想的实验状态，可以多次重复实验，也可以让很多人在不同地方重复实验，以此来发现在个人不可能经历到的状态下物质和自然的规律，这样研究的结果可以大大超出个人的经验总结。例如，正常人是不可能经历一千度的高温，因此也不会知道在一千度高温下泥土的物理表现会如何，但在特设的实验室里这是容易模拟、发现的事情——科学实验室和数理逻辑是科学方法论的两大支柱，使人类的知识远远超出基于个人经历的智慧。让我们庆幸的是，经过洋务运动之后一百多年的努力，“赛先生”在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算是扎根了，一代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已为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都有目共睹。但是，“赛先生”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经济研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管子时期就有的“经验总结”方法。特别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下，由于经济学又不制造兵器炮舰，自然不在“术”的范畴，因此觉得“赛先生”对其不适用。洋务运动之后的一百多年并没改变“中学”轻实证、轻形式逻辑考证的研究方法，还只停留在“经验总结”上。对于从西方进的相互矛盾的思想，我们只能根据灵感和需要去取舍，特别是根据“主义”去取舍，而不能做自己的“数据实证加逻辑分析”。在没有以实证和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条件下，过去一百多年里我们的精英决策者只好根据自己“觉得应该是对的”理念，拿中国社会本身去做试验。让中国社会亲身为一个个理念做试验的代价是什么呢？其代价是连续不断的革命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不仅如此，事实上，即使在一个试验导致千千万万、甚至几百万人失去生命之时，按理说这些灾难性结果足以证明当初的理念是错的，但是决策者也不一定会承认这种错误，可能还会让全社会遭受下去——为什么会这样拿社会本身去做试验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没有“社会科学实验室”帮助我们通过实证和形式逻辑发现一项决策的各种可能后果（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就只好拿真实的社会去做实验。实际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还真的在这样做着。这让人想起来都后怕！那么，“实证加数理逻辑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背后又代表一种什么含义呢？其实，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学模型研究是与“理论物理”、“理论化学”和“数理生物学”相对应的，其作用是检验一些理念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推演出经济决策的各种后果。这种逻辑分析显然是成本最低，不需要直接拿社会做实验。而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又与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的重复实验研究相类同，它跟个案实验或案例研究的差别在于，前者能避免个案的偶然性、避免以偏概全。但问题是，对于像制度机制、政策选择等问题又如何收集大样本数据或者重复试验呢？好就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脑技术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研究人员已经把世界近两百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数据输入电脑，然后组成数据库，以免费或很低成本的形式供世界各国有兴趣从事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人使用。由于今天以及过去世界各地的国家形式和经济形态各种各样，社会与文化环境也各有差异，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果也不全相同，这些跨国、跨社会的丰富数据显然能帮助我们检验关于人和社会的各种理念与假设，以判断这些理念的真伪。如今，为不同学科建立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在互联网上可以方便地搜索到，这真是现代人的福气。这些历史与经验数据当然离可靠的、可完全重复的“社会科学实验室”还很远，但至少现在有能力把两百个国家的实际成功与失败经验综合在一起，辨别其中的共同规律，让我们有可能避免一些国家犯过的错误、经历过的教训，以免我们再像以前那样非要亲自“以身试法”不可。特别是，通过分析众多样本国家的经历，我们能够更系统地领悟出他国成功的经验。比如，像哈佛大学的AndreiShleifer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十年里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整理出一百多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数据，他们对许多旧的和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做了系统的计量统计研究，使停顿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变得耳目一新。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学术研究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能从世界学到的不再是简单照抄的思想与理念，而是一套研究经济、社会与国家的形式逻辑方法论，再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证伪的跨国数据库。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的融合正在开启新的一页，预示着中国近代思想变迁过程中的又一次大转变，而且是正在进行中的转变。当然，转变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使其完全基于形式逻辑和数据实证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一想从晚清洋务运动到今天终于弄懂自然科学技术，整整花了一百多年，我们就能理解这个过程的艰难，更何况这是接近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决策可能还得继续靠“摸着石头过河”，但我期望中国老百姓为“试错”埋单的肩负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消失。陈志武2005年11月15日于耶鲁大学校园

《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以非瓦拉斯方法为基础探讨研究宏观经济理论的新途径。近年来，非瓦尔拉斯理论在它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方面都颇有发展。它使我们能够严格地描述在没有“瓦尔拉斯拍卖人”的情况下所有市场的供求不会都达到平衡的经济状态，从而为包含供求不平衡如非自愿业的宏观经济学的许多原理提供牢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是贝纳西的近期著作，在该书中，他综合了自己及其他非瓦拉斯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对非均衡理论进行了更完善的阐述，并以数学规划为工具，构造统一的数学模型来对若干宏观经济问题进行范围广泛的研究，从而架起了一座沟通传统宏观学与现代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桥梁。《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可供广大经济学的研究者学习参考。该书主要讲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全书共九章，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以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征程与光明前景为基本脉络，着重探讨了中国在近代世界的落伍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历史大变局中传统社会力量的应对、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初期统治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命运的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1995-2005年）》集中反映了各有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妇女/性别研究专家学者对于十年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主要进展、面临挑战及促进策略的主要观点和看法。除总报告和全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出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以外，各位作者对各自的观点负责，也不代表其所属的组织机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1995-2005年）》涉及各个领域不同点、不同口径和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四个省级评估报告中使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和目标值，请读者在引用时认真核对和分析。同时，每册图书均附有数据库光盘（SSDB），该光盘既是电子书，又是数据库，安装后可通过电脑阅览，输入任意字词，均可快速查询检索，阅读、研究更为方便快捷。

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就不难理解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也不难理解借鉴反映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运作实践的西方经济思想的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了国内愈来愈多的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视。本章着重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图书目录：前言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第三节 学习、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第二章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制度的构成第三章 制度与经济发展 第一节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第二节 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 第三节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四章 交易成本理论 第一节 交易成本的理论范畴 第二节 交易成本与经济效率第五章 产权经济理论 第一节 产权的一般原理 第二节 产权分析的意义 第三节 产权的基本作用第六章 企业制度 第一节 现代企业制度的起源和主要形式 第二节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第七章 新经济史 第一节 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局限 第二节 第一次经济革命发生的原因 第三节 对工业革命产生原因的再认识 第四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第八章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第一节 国家起源和诺斯的“国家模型” 第二节 “诺斯悖论” 第三节 国家理论的应用主要参考文献

为什么美国和英国愈益富裕，而其数百万儿童却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其居民仍在渴望基本的社会交往，中产阶级仍在为他们的家庭、工作和未来恐惧不安·其答案不仅要从全球化、技术创新或者我们常常被告知的个人无法适应的变化不定的环境中去寻找，而且主要要从我们必须抛弃的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对市场个人主义的痴迷中去寻找。以知识驱动的资本主义在21世纪初期为构建立足于个人主动性和集体智识的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资本主义与社会进步》的分析表明这是能够实现的。

本书为2006年4月“两岸经贸论坛”专题文集，包括大陆专家学者论文20片，台湾论文10篇，分为全球化两岸经贸关系、农业、“三通”、旅游、金融等议题。

本书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揭示分工从工艺分工发展到功能性分工以后，产业链形态、产业链关联方式、整合方式、整合主体发生的变化。第二，在一个基于分工演进的报酬递增框架下，将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融合起来，综合分析了产业链整合分化的微观机理，从知识共享的视角，研究产业链的整合。第三，在对产业链、企业集群的价值创造方式深入细分的基础上，对基于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经济、模块化经济、网络效应的价值创造过程和知识共享的内容进行比较，揭示了不同类型产业链价值创造和知识整合的差异。第四，提出了产业链的知识整合、价值模块整合与产品整合的三维度模型，并在野中郁次郎SECI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动态知识价值链，构造了一个新的知识创新模型，深化了对模块化体系中产业链知识整合机制的认识。第五，将产业链理解为一个知识体，从知识角度研究了产业链分化整合的机理，探讨了产业链整合过程中知识共享的动力机制、模块创新机制、知识创造机制，以及产业链整合的组织模式，并分析了具有创新外部性的模块化产业链的政策规制要点。...

《权利的轨迹：大转折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是作者多年来对于政治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进行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作者在本书中采用了沿着资源配置的轨迹、以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实际权利关系作为研究重点的写作方法和体系。通过对于消费、生产及分配诸环节的互动研究，努力揭示权利关系形成的原因及其演变的轨迹，并对权利不对称下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了对策性的思考。全书共三篇十二章，包括第一篇个人消费，第一章消费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第二章消费市场的大转折、第三章各阶层在大转折中的地位与互动、第四章关于消费转折中的歧途问题；第二篇企业行为，第五章企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第六章企业战略的大转折、第七章利益相关者在大转折中的地位与互动、第八章关于企业战略转折中的歧途问题；第三篇个人收入分配，第九章分配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第十章收入分配上的大转折、第十一章各阶层在不平等演变中的承受力及互动、第十二章收入分配转折中的歧途问题；最后大起底：权利演变轨迹图。本书观点新颖，案例丰富，论述通俗，不仅适合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师生参考，也适合企业家、政府管理人员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