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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几百年来人类的美好理想，社会主义是现代世界上一种伟大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人类掀起的一场伟大实验，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坎坷而又充满希望的伟大实践。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既关系着中国的前途，也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不仅决定着全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人民的未来。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和实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理论上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斯大林、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领导人，从实际上演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重大课题。中共“十五大”以来，新一代领导人正努力破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性课题。这既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当今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一项充满挑战、充满希望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努力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迄今为止，举国上下已经初步形成这样一些基本共识：从其科学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与创新；从其历史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扬弃与超越，是对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肯定与发展；从其现实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借鉴与利用。然而，究竟是否如此、为何如此、如此应当怎样？人们的认识和观点不仅仍然其说纷纭、见仁见智，甚至大相径庭、针锋相对。例如，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是怎样的？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何关系？为什么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的基本形式是什么：国家所有制还是劳动者股份制？为什么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它同传统社会主义及现代资本主义是何关系？笔者认为：所有这些，都必须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答案，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这是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结构的性质和面貌，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进程。政治经济学既是剖析社会结构的“解剖刀”，又是预测社会发展的“指示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阐明了两大基本观点：一是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一方面，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二是认为要解剖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揭示社会结构的运动规律与发展趋势，就必须着力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必须研究社会生产方式。因此，要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就应当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全面、深入和系统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体系重构，进而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面胜利。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笔者数年来一方面认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努力进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特征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研究，并在这些主要方面形成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经过比较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借鉴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开始形成了一些系统性的理论观点，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框架结构，由此写成了这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论》。本书出版的主要宗旨，是为了总结与介绍笔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点研究成果，以此向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辈、同仁请教，以便相互切磋、群策群力，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为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做出应有的贡献。笔者之所以把本书冠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论》，除了它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之外，主要是由于自认为本书具有以下3点“新”的特征：其一，研究对象新。本书作为一本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创新。本书既突破了以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传统观点，又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经济制度）+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的已有观点，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述，吸取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新观点。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新观点。其二，理论体系新。本书作为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新作，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实际内容与现实特征，形成了一个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等生产方式方面内容，以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一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等生产关系方面内容的崭新结构，并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逻辑线索进行研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体系。其三，理论观点新。本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著．在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一些主要方面提出了独到的新观点。例如，本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同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许多重要差别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其生产条件、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等方面。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是社会化商品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组织，是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合作农场和家庭农场为典型形态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组织是以企业经营为基础、以现代公司和企业集团为典型形态的现代生产组织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主要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局部社会性的直接结合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应当是以劳动者个人产权为基础、以个人产权社会化联合为特征、以社会化股份制为具体形式的劳动者股份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同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许多重大区别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其企业管理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应当是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员工参与管理的成功经验、广泛实行民主化的企业管理制度。从分配制度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应当继续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平均分配制度，也不可能真正实行经典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它应当全面坚持和切实贯彻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并且鲜明地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按生产要素分配”！　本书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概括与总结，其具体内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经典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生产条件、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等方面基本特征的理论研究。二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践的回顾与反思，其具体内容包括对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生产条件、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等四个方面的历史分析。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目标模式的观点与见解，其具体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生产条件、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特征的理论观点与对策主张。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二：一是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在此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生产形式、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等方面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二是有助于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反思与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体系。本书的应用价值主要有4个方面：（1）本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全局性和针对性的观点和见解，对于深化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2）本书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条件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对于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3）本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方面的新观点及其新见解，对于推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实现公有制形式创新和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不断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以极大地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4）本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和见解，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全国各本科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授课教师和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同时，本书也适用于全国各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有关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

《宏观经济学》特点：（1）《宏观经济学》是在作者多年教学实践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体系安排较为合理，章节的逻辑推进流畅，内容剪裁恰当。（2）内容新颖。如包括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等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有价格粘性论、工资粘性论等。还涉及皮鞋成本、不可能三角等新概念。（3）不少论述和专栏内容都涉及中国的现实宏观经济问题。（4）复习思考题中设计了对话评论、辩驳赛等活泼、有趣的形式。（5）继承了作者编著的广受欢迎的《微观经济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的写作风格：表述简洁、易懂，内容全面且篇幅适中。《宏观经济学》由作者一人撰写，保证了图书质量和写作风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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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的当然是经济学在“侵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真能分析出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它的特殊分析方法相联系的。首先，经济学在本质上其实不像有人从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是所谓“数钱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是人们如何在资源（包括时间）稀缺的条件下，通过行为和选择的改变，取得最大的效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是一种“行为效果学”，只要在有人、有人的行为的场合，这种行为效果学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分析方法，可以是通用的。其次，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体的行为，而且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切社会科学都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但在现实中，生存的需要总是人们的基本需要，人的一切活动都有赖于资源的消费和收入的分配，经济利益构成人们一切利益的基础，因此，理解了经济关系，的确也能对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的理解。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经济学就显得很“强势”，很“嚣张”，很“显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最初当然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提出的，以形容经济学的扩张趋势，在人们说开去后，这个词可能让人对经济学产生误解，以为它无所不能，或者是它在自吹无所不能。 其实，真正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是很“谦虚”的，甚至是很“谦卑”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如果一个人真的搞懂了经济学，他会是很谦虚的，因为他会知道，经济学所能够说明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很有限的。 首先，个人如何选择和决定，只是他自己才能做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论他对人的基本行为方式理解得如何透彻——也不能替别人作出决定。这是因为，经济学分析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幸福”或“痛苦”、“效用”或“代价”等等，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经济学的术语是“偏好”），小到吃饭的口味、穿衣的喜好，大到伦理道德、思想意识，都可能是不同的。而且，每个人所面临的具体条件——能力兴趣、家世背景、社会关系，对自己和社会环境未来变化的预期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经济学家知道一个人总会按照我们大家所接受的那个“公理性假设”即人都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来行事，我们也不知道每个人所要最大化的那个具体的“利益”体系究竟是什么。也许经济学家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使他们信息更加完全，从而作出的决定更加正确，但也仅此而已，还是不能代替每个个体（个人与企业）作选择、作决定！经济学家甚至没有资格评判他人的决策正确与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根据什么偏好体系作出的决定！ 这种“偏好的个人特殊性”，导致了经济学在定量分析和“科学证伪”上的很大局限。我们可以用“偏好”、“效用”一类抽象的概念，就人的许多行为的基本规律作出一些“理论假说”，包括经济学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结婚、离婚、犯罪、改革制度、追求平等等等，但由于这些行为所涉及的“物品”（goods orbads）不能有一个市场价格（定价的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的定量分析就只好到此为止——由于偏好或效用的个人性和人与人之间效用的不可比性，我们只能以 “假说”的方式给出人的社会行为的一些大致的逻辑，但无法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很难对这些假说进行严格的证伪。 第二，经济学不但不能替代个人作决定，而且不打算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经济学总是以不同人的不同价值观念作为自己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前提，而不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为己任。你爱吃酸的还是甜的，好旅游还是好吸毒，你是只关心自己，还是也关心朋友和国家，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你的个人偏好，你的价值判断，也许你在伦理学家、政治家、神父、文学家或记者的说教、感召、影响下可以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行为选择，但那不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使命，经济学只是把你的特殊偏好当做分析的前提，你改变了，再把你新的偏好作为前提，但经济学家原则上不打算去改变你的想法。有些人总是想赋予经济学更多的使命，想把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列入经济学的范畴，那就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了，而是成了“经济学强盗”，因为那是在攫取不属于你的东西。 有人曾问我，市场经济由于存在“多次博弈”，不讲信用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比较讲信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信用道德会有所改善，这不是说明经济学与道德伦理有关系、经济的运行可以改变人们的道德伦理吗？可是你仔细想一下，所谓的商业信用，可不是因为人们改变了他们的信用道德，而是因为人们发现不讲信用在市场经济下最终是“不合算”的（会被惩罚），也就是说还是出于“算计”，才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变善”了而改变了行为。使人们“变善”这件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人去努力的事情，但经济学不把它当作自己研究范围内的本职工作。经济学的本职工作，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去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让不讲信用的人受到惩罚）。 第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局限性，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作用其实也是很有限的。经济学的确能够为公共政策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一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何构成其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而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又必须把其他所有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当成自己的约束条件（这些都基于资源稀缺性公理性假设）；因此，经济学能够以“均衡”一类的基本概念告诉大家，我们的所谓利益最大化，其实都是“条件极值”，是“不可能再大”，而且为了达到这一均衡点，我们大家也要相互有所妥协，你占的好处太多，别的人、别的利益集团就会“反弹”，到头来你的损失会更大。比如社会平等这件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逻辑是只要机会均等、合法竞争、不坑蒙拐骗、不搞特权与腐败，贫富差别的出现，就只能归结为人的先天差异、后天努力、机会运气等，有其不可避免的性质。但是，给定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这对经济学来说是“外生的”约束条件），富人集团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会使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后果，拒不进行必要的或合理的收入转移和扶弱济贫（什么是必要的或合理的？这对经济学来说当然也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此经济学家必须非常谦虚！），社会最终可能陷入动乱以至内战的状态，富人致富的条件和享受财富的环境就会发生改变，对富人来说，也就是“不合算”；而富人多缴一点税用于社会福利，在一定范围内对他们的长远利益可能是“合算”的（请注意，这里经济学所依赖的也不是富人的“善心”，而是他们的“算计”。那些寄希望于富人“良心发现”的人应该想一想，人的良心要是总不发现你有什么办法？！）。在这里，经济学所提供给社会的“政策建议”，不是“拉一派打一派”，而是告诉大家，收入极端不平等是对大家没好处的，但是那种“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想过早地搞那些发达国家搞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对大家都没好处的，我们应该不走任何极端，而是追求某种“可持续的均衡”。

12年前，高小勇创办了《经济学消息报》，力邀我们这些经济学者为其写稿，并特别鼓励我们写那些学的原理对实际中各种现象进行深入浅出分析的杂文、随笔。十几年来，这类文章在经济学的普及上、在帮助人们深入理解社会现象上、在推动我们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上，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使小勇得以将《经济学消息报》发表的这类文章，编成洋洋洒洒六卷本的集子，呈现给读者，并起了一个很有点刺激性的书名：《经济学帝国主义》。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的当然是经济学在“侵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真能分析出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它的特殊分析方法相联系的。首先，经济学在本质上其实不像有人从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是所谓“数钱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是人们如何在资源（包括时间）稀缺的条件下，通过行为和选择的改变，取得最大的效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是一种“行为效果学”，只要在有人、有人的行为的场合，这种行为效果学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分析方法，可以是通用的。其次，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体的行为，而且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切社会科学都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但在现实中，生存的需要总是人们的基本需要，人的一切活动都有赖于资源的消费和收入的分配，经济利益构成人们一切利益的基础，因此，理解了经济关系，的确也能对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的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经济学就显得很“强势”，很“嚣张”，很“显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最初当然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提出的，以形容经济学的扩张趋势，在人们说开去后，这个词可能让人对经济学产生误解，以为它无所不能，或者是它在自吹无所不能。其实，真正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是很“谦虚”的，甚至是很“谦卑”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如果一个人真的搞懂了经济学，他会是很谦虚的，因为他会知道，经济学所能够说明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很有限的。首先，个人如何选择和决定，只是他自己才能做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论他对人的基本行为方式理解得如何透彻——也不能替别人作出决定。这是因为，经济学分析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幸福”或“痛苦”、“效用”或“代价”等等，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经济学的术语是“偏好”），小到吃饭的口味、穿衣的喜好，大到伦理道德、思想意识，都可能是不同的。而且，每个人所面临的具体条件——能力兴趣、家世背景、社会关系，对自己和社会环境未来变化的预期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经济学家知道一个人总会按照我们大家所接受的那个“公理性假设”即人都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来行事，我们也不知道每个人所要最大化的那个具体的“利益”体系究竟是什么。也许经济学家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使他们信息更加完全，从而作出的决定更加正确，但也仅此而已，还是不能代替每个个体（个人与企业）作选择、作决定！经济学家甚至没有资格评判他人的决策正确与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根据什么偏好体系作出的决定！这种“偏好的个人特殊性”，导致了经济学在定量分析和“科学证伪”上的很大局限。我们可以用“偏好”、“效用”一类抽象的概念，就人的许多行为的基本规律作出一些“理论假说”，包括经济学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结婚、离婚、犯罪、改革制度、追求平等等等，但由于这些行为所涉及的“物品”（goods　or　bads）不能有一个市场价格（定价的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的定量分析就只好到此为止——由于偏好或效用的个人性和人与人之间效用的不可比性，我们只能以“假说”的方式给出人的社会行为的一些大致的逻辑，但无法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很难对这些假说进行严格的证伪。第二，经济学不但不能替代个人作决定，而且不打算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经济学总是以不同人的不同价值观念作为自己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前提，而不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为己任。你爱吃酸的还是甜的，好旅游还是好吸毒，你是只关心自己，还是也关心朋友和国家，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你的个人偏好，你的价值判断，也许你在伦理学家、政治家、神父、文学家或记者的说教、感召、影响下可以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行为选择，但那不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使命，经济学只是把你的特殊偏好当做分析的前提，你改变了，再把你新的偏好作为前提，但经济学家原则上不打算去改变你的想法。有些人总是想赋予经济学更多的使命，想把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列入经济学的范畴，那就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了，而是成了“经济学强盗”，因为那是在攫取不属于你的东西。有人曾问我，市场经济由于存在“多次博弈”，不讲信用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比较讲信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信用道德会有所改善，这不是说明经济学与道德伦理有关系、经济的运行可以改变人们的道德伦理吗？可是你仔细想一下，所谓的商业信用，可不是因为人们改变了他们的信用道德，而是因为人们发现不讲信用在市场经济下最终是“不合算”的（会被惩罚），也就是说还是出于“算计”，才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变善”了而改变了行为。使人们“变善”这件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人去努力的事情，但经济学不把它当作自己研究范围内的本职工作。经济学的本职工作，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去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让不讲信用的人受到惩罚）。第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局限性，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作用其实也是很有限的。经济学的确能够为公共政策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一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何构成其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而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又必须把其他所有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当成自己的约束条件（这些都基于资源稀缺性公理性假设）；因此，经济学能够以“均衡”一类的基本概念告诉大家，我们的所谓利益最大化，其实都是“条件极值”，是“不可能再大”，而且为了达到这一均衡点，我们大家也要相互有所妥协，你占的好处太多，别的人、别的利益集团就会“反弹”，到头来你的损失会更大。比如社会平等这件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逻辑是只要机会均等、合法竞争、不坑蒙拐骗、不搞特权与腐败，贫富差别的出现，就只能归结为人的先天差异、后天努力、机会运气等，有其不可避免的性质。但是，给定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这对经济学来说是“外生的”约束条件），富人集团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会使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后果，拒不进行必要的或合理的收入转移和扶弱济贫（什么是必要的或合理的？这对经济学来说当然也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此经济学家必须非常谦虚！），社会最终可能陷入动乱以至内战的状态，富人致富的条件和享受财富的环境就会发生改变，对富人来说，也就是“不合算”；而富人多缴一点税用于社会福利，在一定范围内对他们的长远利益可能是“合算”的（请注意，这里经济学所依赖的也不是富人的“善心”，而是他们的“算计”。那些寄希望于富人“良心发现”的人应该想一想，人的良心要是总不发现你有什么办法？！）。在这里，经济学所提供给社会的“政策建议”，不是“拉一派打一派”，而是告诉大家，收入极端不平等是对大家没好处的，但是那种“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想过早地搞那些发达国家搞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对大家都没好处的，我们应该不走任何极端，而是追求某种“可持续的均衡”。但是让经济学再做更多的事情，它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由于经济学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如“效用”、“偏好”等等，都是“个人主义”的，无法进行人际之间的比较与计量，经济学其实很难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效果，作出准确的和科学的判断。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惟一可以使用的理论工具，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指的是：当社会达到已经无法在不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另一个人的境况变好，我们就称这种状态为“帕累托最优”。可见，这么一个经常被一些人似是而非地当成是“最佳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其实只是说“我们无法再使情况变得更优”，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指的是：再作任何改变，经济学家不知道情况是不是会变得更优，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最容易判断的情况认定为“最优”！也许一项社会变革比如反垄断这么一个体制改革，可以使社会上99％的人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对于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而言，只要有一个人，即那一个垄断者本人受到了一点损失，经济学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改革使整个社会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99％的人的福利的增加的总和，是不是能够弥补那一个人的福利的减少。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经济学不认为我们可以将那99％的人的效用与这一个人的效用进行通约与比较！只有假定在反垄断的过程中将取消垄断之后资源效率改进所产生的新增收益的一部分，对那个垄断者进行了他自己所认可的（经济学家认可不算数）“充分补偿”之后，经济学才能“认可”实现了改进，因为经济学所能论证的改进，只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因此，所谓帕累托最优，只是经济学所能够确认的不能再优，而帕累托改进，只是经济学惟一所能确认的改进。它们都是表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实对于一切不是“一致同意”、做不到没有任何人反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受损）的其他许多可能的社会状况和可能的社会改进，没有发言权！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在反垄断这样的公共政策问题上，以及其他种种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上（请注意制度也许是一项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会有那么多的利益阻碍，会是那样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和权威（首先是因为经济学无法提供这样的真理和权威）。也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学在公共品的问题上，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道路，要对政治这一公共品配置机制进行分析，去研究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甚至是在宪法层面上的决策规则，比如是“一致同意”还是“多数票原则”、公民投票还是“代议制”决定，等等。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好的经济学者一定会是谦虚的，因为任何一项经济决策都不是经济学家自己所能作出的！私人的决策或一个企业的决策，是要由当事人个人决定的；而公共决策则是要通过一个社会程序，由许多人（包括政治家）和许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的研究成果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经济学家的贡献无疑是、但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情况下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好的经济政策建议，当然要遵循经济学的逻辑，因为这是你的专业，是你解释世界的特殊角度，你要是想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谈问题（比如以神父的立场说话，或者没人任命就把自己当政府），你反倒没有发挥你的特长，没有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贡献反倒小。但是经济学家在作政策建议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地意识到其他角度的存在，其他学科的存在，其他逻辑的存在，无论你是否认为那种逻辑不成逻辑。不过把以上的问题都搞清楚之后，反过来我们也要说，经济学不能“包打天下”，其他社会科学也许就更不能包打天下。经济学说到底由于它分析方法的特点，还是能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科学一点，解释力更强一点，可解释的问题更广一点，也就是说，更“帝国主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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