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最大的特色就是深入浅出地将各种纠纷相关问题前前后后、方方面面讲解得一目了然，特别是针对典型案例，将怎样对待以及如何解决相关纠纷表述得清楚到位，相信这套法律纠纷解决指南丛书能够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便利，并能够提升大众的法律维权意识和能力。律师的任务就是运用法律知识帮助客户解决纠纷，但他们也往往因为客房对法律常识的相对薄弱而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而一筹莫展。如果客户能够掌握一些基本法律常识，了解一些处理各种纠纷的必要条件，那么，在同律师共同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就会加深沟通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了。解决纠纷，看起来需要极为专业的知识，实际上，并不是每宗纠纷内容我们都要懂，我们只需要掌握住解决纠纷的规律——基本的法律技能、法律常识，能将他们融会贯通就足够了。这套丛书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本书从劳动关系的常见纠纷出发，将解决劳动纠纷所应掌握的法律知识加以分析、比较、概括，并以典型案例加以深化论述，使每一位读者都能顺利地掌握纠纷的关键所在，从而为正确解决劳动纠纷提供有力的帮助。

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变化，历来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但在时代主题转换前后，情况又有所不同：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们坚决实行对外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既要克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片面观点，大胆吸取和借鉴当代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又要时刻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我们的图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把全面地科学地研究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课题日益迫切地提上了我们的日程。近十年时间里持续地进行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我对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方法论上的思考并把它们当做指导思想贯串在这本《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一是要把历史和现实、实际和思想结合起来；二是要把复杂现象的不同层次、方面既区分开来，又联系起来，全面准确地把握它的意义；三是要把当代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从资产阶级赋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图的剥离出来，区别对待。四是要在“同”中把握“异”，又在“异”中把握“同”；五是既在大胆吸取和借鉴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包含的人类文明成果，又要旗帜鲜明地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六是在观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指导，又要与时俱进地为面临分析问题努力探索符合时代精神和客观实际的新答案。

编写这本《浅说》的主要参考书，是摩尔荷的《信息经济学——市场和组织中的谎言和欺骗》，他把一些经典的模型和理论改造得比较容易。我们也参考了其他一些著作，见书后的主要参考文献。有关不完全信息的文献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必须有所取舍，不能面面俱到。比如说，这本书对金融市场的信息问题谈得很少，对搜寻问题基本上不曾涉及，并且完全没有谈最优税制理论这个信息经济学的专题。尽管如此，这本小册子还是能够比较准确地向读者展现仿息经济学的概貌。

本卷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十三卷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1年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第十卷重新校订的。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书中，马克思深刻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指出了无产阶级肩负着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资本论》的出版，是马克思生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著作指导着世界上一代代无产阶级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本书前言第二版跋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１８６７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劝我说，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详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１８７１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１８７２年１月就要付印。《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达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１８３０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从１８４８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１）随后一个时期，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３０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１８２５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１８３０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１８４８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象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１）１８７２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三千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１８７１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１８７２年７月和８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１８７２年５月号第４２７—４３６页）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末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４—７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的第一版的扉页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卡尔•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经济学的著名寓言》批判了我们最珍爱的一些关于市场失灵的故事。经济学家曾用这些华美的故事来证明公共政策对经济大范围的干预是正确的，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对产业进行经济管制，对大企业实施反垄断行动。尽管这些俗丽喧嚣的寓言实质上是错误和不准确的，但它们对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吸引力并未削弱——它们在教室、课本和学术讨论会中仍然被无数次地引用。本书检验的寓言包括灯塔、键盘、蜜蜂和果园、通用汽车并购费雪车体、自由轮和学习曲线、掠夺性定价和郁金香热。这本发人深思的书发现很多经济学家钟爱的寓言实际上只是神话而已，并对政府在社会中的地位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学生、经济领域从业人员，或者学者都能够理解书中的观点。本书收录的文章表明，对市场失灵的经济学分析，应该基于对制度、交易成本的系统研究，而不能依赖于不严谨的奇闻轶事。

五年制高职教育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既是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义。“两课”的课程设置，其着力点应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为高职大学生们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两课”的教学要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充实教学内容，拓宽理论视野，丰富教育资源，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要坚持“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实效。

本书是为经济类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分析而编写的教科书。本书以专题的形式编著，将本人的研究成果融入书中，并力争使读者通过掌握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理念，提高对其主要原理的实际运用能力。本书可以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院校的宏观经济分析课程的教学用书。本书是为适应高等院校教学需要，为经济类与管理类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分析而编写的教材，主要内容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分析，国民经济核算分析，消费、投资与国民收入分析，宏观经济调控分析，失业理论与状态分析，通货膨胀理论与状态分析，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信息分析，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分析等。本书不拘泥于宏观经济学的系统性，主要就宏观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等相关理论中的一般原理，结合我国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及宏观经济分析的实践，作更深入的分析，以印证宏观经济理论，提高读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本书除可供院校作教材外，也可供各类业务培训之用，还可供经济金融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广大社会公从阅读参考。

本书立足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和实际情况，对商业秘密的法律问题作了浅显易懂的阐释。尤其结合大量的真实案例，通过控辩双方的交锋、法官判决意见要点提示，给你强烈的现场感，让你能在真寮的场境中感悟法律知识点，抗辩技巧的实际运用。许海峰，济南市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山东舜天律师务所律师，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副研究员，高级律师。曾出版图书我部，主要是法律结合经济方面的，如《证券赔偿诉讼指南》《中外财力欺诈》等。21世纪企业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是泄密。商场如战场，随着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市场的激烈竞争，商业秘密往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在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的同时，千万要绷紧商业秘密保护这根弦，保护好自己的智力成果，也防止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否则会前功尽弃、一败涂地。本书立足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和实际情况，对商业秘密的法律问题作了浅显易懂的阐释。尤其结合大量的真实案例，通过控辩双方的交锋、法官判决意见要点提示，给你强烈的现场感，让你能在真寮的场境中感悟法律知识点，抗辩技巧的实际运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在于“发展”，本书面对当今社会生产力的日新月异，提出了价值发展论的基本构架与理论基础。

浙江制造业产业的竞争力体现在集群能力上，通过绝对优势转向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集群能力是产业成长和流动的原因。本文提出企业的学习能力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能力，实证分析表明，浙江制造业处于办国内前列，还有潜力可挖。论文分析了浙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和提升途径。浙江制造产业成长战略要考察浙江制造业的成长空间和潜力，并根据SWOT分析提出基本战略，论文对浙江制造业产业成长的空间区域战略进行探讨；提出建立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论文最后对浙江制造产业政策转型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