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四川省金融学会重点课题成果。课题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如何赋能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何种理论机制与作用渠道？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状况施加了怎样的影响，同时，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状况又会对区域经济增长造成什么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否都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以上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刻内涵，也将推动和丰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创新。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本部分包括 ch1、ch2 两章，将数字金融核心特征与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融合，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做出修正，构建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区域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本部分包括 ch3、ch4、ch5 三章，进一步运用省级面板数据，从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空间效应和政策效应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部分是政策建议，在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探索数字金融助力区域经济增长的战略路径，并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为分析框架，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要素组织、过程管理以及生产关系。智能技术从要素构成、组织形式、要素变化、过程管理以及生产关系等方面深刻地改变着劳动过程，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多样性辩证关系决定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对智能技术的应用存在差异。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权力服务于资本增殖，监控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而公有制企业则可能发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的解放作用，将之应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劳动过程而非强化对劳动者的控制，这是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持续发挥这一优势需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过程的研究，完善凸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形式和管理体系。

《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统计测度研究》应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探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机制基础上，搭建“产业发展—产业协调—驱动因素—产业升级”的研究路径，为促进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及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决策参考，并尝试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两产业协调发展出于何种动因？需要依托哪些载体来实现协调发展？存在怎样的机理和路径？（2）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各自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如何？是否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如何测度两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3）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是否协调发展？产业协调发展的演进状态及区域特征如何？未来产业协调发展的前景是怎样的？（4）驱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其作用机制如何？各种因素对协调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如何测度？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及空间异质性？（5）当前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现状如何？产业升级如何科学合理测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是否能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大小与方向如何？以研究问题为牵引，以研究路径为导向，以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统计测度研究》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首先，通过梳理以往文献，构建反映制造业与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基尼系数分解法基础上分别从整体、省域、区域、行业部门四个层面测算制造业与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其次，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四个层面下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水平，并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各门类的协调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分析，应用情景分析法对两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再次，探究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利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空间异质性；最后，基于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了制造业总体、省域及各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及其变动，并以此来衡量制造业升级效果，采用门限回归模型考察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数字经济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指出，到2035年，要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以数字化驱动实现应急管理组织规则、结构和关系的系统重塑，考虑“多灾种”“大应急”的复杂性、复合性和跨界性，超前谋划数字化驱动下的中国特色应急体系，成为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重大研究内容。本书通过剖析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的研究现状和运行机理，从政府、城市、企业、社区等多维度探明中国特色应急体系的发展路径，融合军民融合集群和应急管理智慧发展，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应急管理理论，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管理新格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以日本和欧元区为代表的多个国家为提振经济而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本国的政策利率、市场利率乃至存贷利率均出现了负值，突破了传统货币理论所认为的零利率下限，全球开始进入负利率时代。负利率既是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金融市场中产生的现象，也是实体经济中人口结构老龄化、技术进步乏力、供给结构失衡、债务型增长难以为继等深层问题相互交织的反映。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令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各国量化宽松政策持续加码，更使得负利率由最初的“非常之策”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 本书围绕“负利率时代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识别与防范”的主题，沿着“问题的背景—问题的分析—问题的解决”这一基本逻辑展开，在分析负利率的成因、下限及其传导渠道的基础之上，讨论负利率时代对我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探究其中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因素及作用机制，并针对负利率环境下市场流动性过剩、银行利差收窄、投资者行为变异以及传统调控工具受限等特征，拓展和修正原有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测度模型，完善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预警与防范机制，提出负利率时代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对策，构建负利率时代的金融风险生态监管体系。通过此项研究工作，能够促进对负利率时代下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深入认识和有效管理，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我国的金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预算是财政的核心，它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现代预算管理制度则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性支撑性部分。因此，建立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是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的应有之义，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自20世纪末实行部门预算改革开始，我国即拉开了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序幕。2014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定》，重新颁布修订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指出，“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党的十九大依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明确提出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党的二十大根据我国现代预算制度改革发展的实际，进一步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可以说，建立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是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成为财政经济学界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山东大学财政学团队历来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己任，与时俱进确定重点研究方向，近年来将预算治理理论与实践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围绕建立健全我国现代预算制度这一重要课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最终形成了这本《中国政府预算改革年度发展报告2023：聚焦健全现代预算管理制度》。这也是继系列年度报告《中国政府预算改革年度发展报告2019：聚焦中国人大预算监督改革》《中国政府预算改革年度发展报告2020：聚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国政府预算改革年度发展报告2021：聚焦新时代国资监管与国企改革》《中国政府预算改革年度发展报告2022：聚焦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出版之后的第五部年度报告，是由樊丽明教授带领的团队合作的成果，是在承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研究”（23JZD010）、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中国政府预算治理理论与制度体系研究”（23AWTJ04）和财政部年度委托课题“优化完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研究任务的基础上形成的。

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达成协调与合作？理性逐利与道德情操一定是彼此矛盾的吗？在社会演化过程中，社会契约如何帮助实现社会正义，并保证其长期存续？本书探讨了博弈论在以社会契约为代表的社会哲学问题上的应用前景，指出博弈论能够为探索伦理问题提供一种系统的工具。通过在博弈论框架中对古典的社会契约思想进行重新解释，本书为社会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提供全新的视角，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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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研究“一带一路”主要非洲国家的投资法律及相关法规的具体内容，通过对南非、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的投资法律的分析，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国家提供法律风险防范和应对策略。其中，南非部分主要分析了南非外资法体系及相关三个专题研究；埃及部分主要对埃及的投资法律环境以及各功能投资区域进？法律分析；肯尼亚部分主要对赴肯尼亚投资的劳？法律风险进？了专题研究；尼日利亚部分特别对矿业投资中的尼日利亚社区发展制度进？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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