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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本书从“认知盲区”入手研究制度的起源与变迁，突破了主流经济理论的一大局限。作者通过研究发现，节约交易成本并非企业产生的前提而只是“副产品”；节省交易成本也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产生的主要因素，消除认知盲区的行为才是造就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而制度变迁具有多向性和不确定性。

本书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及观点：第一，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户籍政策的演变历程，并总结户籍制度的改革特征及面临的主要困境。第二，利用Zipf定律、Gibrat定律和空间均衡定理来描述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演变特征并对其进行合理性检验。第三，从户籍制度对劳动者迁移的影响着手，从劳动者个体层面探讨户籍制度影响城市规模体系的微观机制。第四，从户籍制度改革对城镇化路径的影响着手，探讨户籍制度改革影响城市规模体系的宏观机制。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学术界关于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大城市始终存在争议。但在政府层面，中国政府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始终将“优先发展小城镇、合理发展中等城市、控制大城市规模”作为城镇化路径的主导方针，并在户籍制度改革举措方面予以相应的配合。尽管自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有序放松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落户的限制，但对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始终以控制为主。第五，提出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城市规模体系的主要方向。从户籍制度改革的视角来看，当前制约中国城市规模体系进一步优化的矛盾点主要在于，户籍制度附加的福利水平差异导致人口无法自由迁移以及针对超大特大城市规模仍旧采取限制的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形成“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为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城镇规模体系指出了方向。为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城市规模体系，结合中国当前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应以都市圈内、城市群内户籍制度一体化改革为切入点，继续沿用渐进式、分类式改革思路，同时应完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本研究的意义：本书从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城市发展机制入手，探究户籍制度存续和改革滞后的逻辑关系，强调政府“偏爱”行为、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户籍制度改革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以期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中国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理论和政策参考。

本书是一部研究“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著作，书稿共十章，附有引言、参考文献和后记，约12万字，从技术创新驱动、新商业模式驱动、产业融合驱动、风险约束驱动、协调发展驱动等五方面建构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机理模型，分三阶段探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关联效应、溢出效应、约束效应和协调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后，研究推动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总体思路和机制策略。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特别强调，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基于此，本书通过梳理东西方传统文化中有关共同富裕的理论探索，论证并构建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能横向比较，还能实现动态监测的共同富裕衡量指标，并应用此指标对我国共同富裕的现状进行了测量和评估。在此基础上，本书还从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需重点关注的实现路径，以此为相关学术研究和政策评估提供实证参考。

民营经济是共同富裕“做大蛋糕”的主力军，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财富，是改革创新发展动能的主体，民营企业是劳资关系的稳定器和基本单元。民营经济也是共同富裕“分好蛋糕”的生力军，使得蛋糕的分配变得更加合理、公平。基于此，本书系统总结了共同富裕的思想与理论进展，从中国古典商业精神、官方正统商业观、民间商业精神与商帮文化兴衰三个方面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渊源，按照时间脉络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以及实践探索，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角度出发，分析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深入阐释“两个健康”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通过对各项消费指标的变化分析探究共同富裕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的交互作用机制。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中国共同富裕与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从时间维度分析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时间演变，从空间维度分析地区和城乡民营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状况。选取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生动呈现了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最后一部分提出相应的结论与对策，并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

本书主要收录的是作者近几年在经济研究工作中撰写的一些文章和研究报告，主要目的是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方法问题和热点进行梳理思考，以推动中国经济研究走向科学化和学术规范化。全书共分两篇二十章。其中上篇主要集中于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内容，其中 在上篇的前四章，分别从概念、数据、逻辑、历史这四个方面，阐释经济研究只有立足于严格的学术规范，才能发现经济运行的真实状态和内在规律，不能滥用概念，凭想象、凭直觉。上篇还研究了宏观经济运行结构分析、实证研究方法中的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通货膨胀的本质、政府债务率上限、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及其后续效果、各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内在规律等。下篇则聚焦于对中国近年来主要热点问题的思考，涉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数据分析、小微企业的升级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所面临的制度障碍、储蓄率、本币国家化、“碳排放”问题等。

发展文化产业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我国的文化产业在近十年得到了跨越式发展，政府也针对该行业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支持举措，证明该行业不仅在过去发展成效显著，而且未来的发展前景广阔。过去十年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地位作用显著提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作用实现了有机结合。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文化产业支持政策，也表明文化产业必将成为助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未来十年将是文化产业另一个加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文化产业独特的运作方式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关联性不仅在实践中发展迅速，而且在理论研究方面也颇受青睐。本书不仅注重理论分析，更注重实践操作。第一，在分析文化产业优势和文化项目价值的过程中引入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博弈论、实物期权定价等相关理论，指出文化产业发展中政策支持和设计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产业项目自身内在价值有效评估的重要意义，增强文化产业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第二，系统阐述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具体路径，找准资本切入的具体抓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分别从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产业融合、平台搭建等角度对实践路径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第三，通过对文化与旅游、文化与金融、文化与科技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入探讨，构建资本退出的可选渠道，研究和设计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完善统一的文化产权交易场所，规范文化金融要素交易，满足不同资金的退出需求，从而实现民间资本的投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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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他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何谓新质生产力？其基本内涵是什么？它是在怎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提出的？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有什么可资借鉴的经验？创新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着怎样的关联？当下，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重点着力？本书沿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就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提出背景、实施路径作出深入解读，对于广大读者深入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明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于未来大国博弈的重要性紧迫性，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