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银行与金融业是计量史学关注的核心领域。本书将计量统计技术与经济金融史进行结合，先后讨论了早期资本市场的发展、美国金融体系的起源、美国内战前的银行业发展、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美国经济大萧条、金融体系的功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恐慌与崩溃、支付制度、市场利率等经济金融史和经济学理论重点关注的领域，最后聚焦于中央银行、主权债务和公司治理等现当代全球宏观经济学前沿研究主题，是一部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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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数字产业与能源产业融合发展为主题，分析了二者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内涵和作用机制，探讨了中国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数字产业与能源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两大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予以测度并开展比较。通过建立数字产业与能源产业融合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中国两大产业融合发展效率；定量分析了中国数字产业与能源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促进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数字产业与能源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推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从而开启数字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

本书整理收集了潘石教授的代表性科研成果。主要围绕着七个方面的主题。分别是：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上的突破性创新；2.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基本理论进行再认识与创新；3.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创新研究；4.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理论及财政金融改革的探索；5.对市场经济与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研究成果；6.对中国私营经济进行的开创性探索与研究；7.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对农业问题、高学历失业问题、东北经济振兴和世界经济问题方面的研究。

当前，企业如何通过供应链整合和协同合作的方式进行创新，以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成为供应链研究领域十分关注的话题。客户作为在企业供应链下游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与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和资源整合关乎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本书依托相关理论，从客户角度探究创新在供应链上的溢出效应。对客户创新在供应链上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作用机制展开研究，进一步地挖掘企业对客户创新溢出效应作出的反应，探究企业如何应对客户创新带来的溢出效应，从而从客户创新中获益。本书研究将为企业有效地认识、利用和培养供应链成员创新能力，实现企业目标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

优化营商环境是党和政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近年来改革攻坚的侧重点，“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也是促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的明确方向。江西省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来抓，提出要加快建设江西成为全国政务服务满意度一等省份，推动江西省营商环境进入全国一流水平。在此背景下，本书基于近年来开展的营商环境企业评工作实践经验，系统性梳理营商环境内涵和指标体系、国内外优化营商环境做法，全面展现近年来江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深刻剖析当前我省优化营商环境面临的新问题。以调研市场主体满意度为核心，科学、动态、创新地探索出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营商环境企业评方法，通过常态化、多维度地开展全省营商环境企业评和惠企政策落实评估调研，针对性地提出江西优化营商环境思路举措，有效助力江西优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本书在三元悖论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经济特征，构建相关理论研究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有效性的影响这一长盛不衰的课题，具体聚焦于以下研究内容：第一，梳理西方主要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与货币政策效果之间的关系，为后面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提供经验基础。第二，在三元悖论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资本管制特征，构建模型框架研究汇率制度选择对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第三，进一步考虑我国外汇管制特征，构建包含外汇储备管理汇率政策分析框架，研究我国汇率制度选择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第四，考虑当前我国的双支柱政策，跨境资本宏观审慎管理会取代资本管制成为常态化政策，构建包含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分析框架，研究我国汇率制度选择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本书从马克思财富理论入手，按照时间脉络详细梳理了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公司治理的起源与发展，剖析了西方国家在公司治理制度方面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对公司劳资集体谈判制度、上市公司收入分配机制等做了深入阐述。同时，针对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劳资双方不和谐问题，以及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弊端，作者依据马克思的对立统一哲学原理，借鉴德国的劳资共决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大股东、小股东和职工三个群体“三方一圆”的收入分配制衡机制，旨在提高收入分配机制的有效性和维护劳动要素各方的公平性，切实保障弱势劳动要素的利益所得，杜绝实际控制人获得超额财富，增强企业凝聚力，树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和高质量发展。

本书为《雄居天下——风起云涌的浙商第一方阵》的续篇，讲述了浙江近40家迅猛崛起的企业创新创业故事，行业涵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均为细分领域的单打冠军或龙头老大。在掌门人带领下，企业团队创新技术，创立品牌，开发市场，实现“创新崛起”。本书诠释和证明了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热情讴歌和颂扬了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当代浙商精神。专家推荐：古人云，“开卷有益”，阅读《创新崛起》一书，就是与近40位著名浙商的神交和对话，有助于困难企业寻找对策，摆脱困境；有助于成功企业发挥优势，做大做强。——魏杰（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书中近40个案例都是浙江龙头企业创新创业的生动故事，有肇基创业的艰辛，有攻坚克难的智慧，有贵人相助的幸运，有大功告成的喜悦。文后还提炼了成功秘诀，且文笔秀美，语言流畅，可读性强。——史晋川（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省高企协会以“服务高新技术企业，促进高新产业发展”为宗旨，编撰的《创新崛起》一书，既能宣传会员企业、传播先进理念，又能推广创新经验、助力企业成长，是协会履行职能和实施服务的新型方式。相信书中近 40 个创新创业的成功实例能给读者带来启示、信心和力量！——周土法（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理事长、省科技厅副厅长）

本书尝试通过引入政策叙事的概念对上述问题予以回应和解答，也即政策相关主体通过政策叙事来突破认知分歧并形成共识。政策叙事是在充满了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当中，为了确保和维持政策得以顺畅实施，政策相关主体讲述的一系列故事或阐述行为。国家政策叙事就是包含国家意图的特定叙事形式，国家通过对特定政策内容的挑选和组织来界定政策问题、提出政策方案，并在这一过程中传递意义和价值。国家政策叙事能够在政策变迁过程中起到弥合由变革带来的“裂痕”与“不适”的作用，化解政策认知分歧并促成政策共识。一般地，政策叙事由故事背景（ setting/context）、故事情节（ plot）、故事角色（ actor）、故事寓意（ moral）和因果机制（ causal mechanism）等要素构成，其中，故事角色和故事寓意是必不可少的。政策叙事具有意向性、语境性、隐蔽性、历史承接性、表意相对性。现实中，政策叙事有着多种形式，会通过多方面介入政策全过程当中。不同政策相关主体开展政策叙事的形式包括政策问题建构、社会媒体宣传、开展政策论证、影响政策执行和主导政策评估。现代国家的政策叙事具有建构集体记忆、助推社会动员、凝聚政策认同和提升政府合法性的多重功能。政策变迁过程中的政策叙事其实是指向政策共识的一种过程，也即政策相关主体通过故事讲述的方式，在社会中促成关于政策信念的最大范围内共识。与传统有关政策共识实现路径的研究不同，政策叙事通过对事实认知、政策程序、价值意义和政策扩散的共识塑造，来促成行动共识、规则共识与价值共识 3个层面的政策共识。政策共识下的政策叙事过程包含：政策叙事主体在核心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联盟并对外展开话语宣称；政策叙事联盟围绕政策核心议题建构叙事体系并进行彼此之间的叙事竞争；主流政策叙事赢得竞争之后促成政策共识。就政策变迁而言，透过对政策叙事的变化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政策变迁的基本内涵特征，如政策主体所倡导的价值意义和政策信念的变化，也能够帮助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政策变迁的外在表现形式，尤其是那些为政策相关主体所运用的叙事策略调整。政策变迁中，政策叙事结构包括话语对象的选择、政策议题的构建、政策信念的生产与叙事策略的运用 4个方面，政策叙事能够在促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推动政策发展与变迁。当然，这一政策叙事结构框架也适用于对国家政策叙事的分析。本书通过对历史研究文献和重要党政报刊资料进行梳理，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分析和内容分析法，展现国家在政策变迁过程中的政策叙事调整。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集体化时期，国家建构起了农地产权“集体中心”的政策叙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农地产权结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行了频繁调整，完成了由个人所有的“个体”农地产权格局向集体所有的“集体”农地产权格局转变。对此，从话语对象的选择、政策议题的构建、政策信念的生产与叙事策略的运用 4个方面考察这一时期国家的政策叙事，可以看到，国家建构了农地产权“集体中心”政策叙事体系。其中，国家政策叙事选择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作为话语对象，分别赋予他们“弱者”与“坏人”角色；政策议题集中在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及其效益“释放”；政策信念方面则建立了关于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观念；叙事策略方面国家对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进行了“成本 -收益”计算与矛盾修饰。改革开放后，我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时期，国家建构起了农地产权“市场中心”的政策叙事体系。 20世纪 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土地权利结构的重构，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2014年国家提出要实现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对此，本书在政策变迁叙事结构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 11个二级操作化定义。采用内容分析法，借用 Nvivo11分析工具，对 1979 — 2018年《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文本进行了等距抽样和内容分析，考察并呈现了“市场中心”的农地产权政策叙事体系的特征。结果显示，国家农地产权“市场中心”政策叙事中，话语对象聚焦于新兴农地经营主体；政策议题则呈现出农地产权权能多元化的特征；政策信念也开始更加注重“效率和权利”对于农地产权实践的重要意义；叙事策略也不再仅强调家庭生产，而是更加注重市场和民生取向。在不同农地产权改革的时期，国家政策叙事都为推动政策变迁、帮助并促进农民群体认知转变和稳定政策落实奠定了基础。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国家农地产权政策叙事的分析可以得出，随着国家政策的变迁，国家政策叙事在不同层面的叙事结构和内容也与之保持同步。当发生重大制度变迁时，政策叙事就需要完成“系统性”转换，包括话语对象、政策议题、政策信念和叙事策略等；当不涉及核心价值观或政策信念的根本变化时，政策叙事一般会进行温和式或渐进性调试。而且，不同体制下国家农地产权政策叙事的叙事风格、叙事内容等特征也有所差别。此外，政策叙事转换中的政策信念层次、前后政策叙事关系及与当前法律制度的关系也会给政策变迁带来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不同农地产权政策叙事下，人们基本形成了与政策叙事特征相关的政策认知和行为选择。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但是其制度设计存在着许多模糊之处，导致人们出现认知上的分歧和实践方面的偏差。对此，国家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中心”政策叙事，以此来纠正各类偏差和误区。本书创新之处体现在，拓宽我国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视阈、深化对宏观层面国家政策叙事的认识与研究、为国家新一轮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叙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