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经济不平等问题从经济学的僻壤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及其他国家政治讨论的中心议题——这一变化是由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引起的：许多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尤其是美国在 20 世纪最后 25 年的收入不平等指标，近年来急剧上升。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搞不清政治家和媒体人在讨论不平等问题时究竟是什么意思。“经济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如何衡量？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为什么美国的不平等现象会加剧？不平等加剧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特征吗？我们该如何应对？不平等问题专家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汇编了有关不平等问题的最新经济研究成果，并以人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解释了他的发现。他全面介绍了经济不平等的研究，包括其哲学和理论渊源、广泛使用的各种概念、经验测量方法及其优缺点、关于美国和全球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和影响的相互竞争的现代理论，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

本书从理论和实证层面，从两个视角系统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别从企业外部融资视角考察金融发展如何通过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和企业股权融资机制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分析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股权融资在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从企业资本配置视角考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调节机制在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另外，本书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企业创新质量的视角，重新审视金融发展的创新效应，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以及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北部湾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研究：2008-2016》由曾鹏等著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剧增，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十九届六中全会、“十四五”规划和2035 远景目标纲要均指出，要加速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 年）》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运用现代信息网络对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等关键生产要素进行有效整合，以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在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制造业开工不足，国内短期经济增长压力显著，而数字经济却在此背景下逆势崛起，保持强劲增长及持续创新。面对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高端制造业如何将数字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引入服务创新活动中，如何通过发挥平台资源集聚、效率提升、联结多元等独特优势应对突变场景变更等，这已成为值得业界和学界探讨的重要议题。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高端制造业生态系统服务模式数字化运营的聚合过程、资源融合、动态发展、数字孪生体系以及管理策略，深入探寻制造企业跨界关系多样化、能力数字化、绩效颗粒化、结构柔性化与文化利他化的演进规律与变更方式，建立具有开放性和多元化特点的服务型高端制造数智生态系统，用数据能力、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快速迭代的技术能力为跨界资源和微粒制造单元进行聚合和裂变，赋能网络成员实现自我价值，助推智能制造快速升级数字运营规模化及高效价值化。

本书为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2023QN135）“职业教育服务民营经济的逻辑进路与模式研究”的研究成果。本课题通过职业教育类型特征视角，依托浙江肥沃的民营经济土壤，以“活力温台”职教改革试点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浙江职业教育服务民营经济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实践逻辑；在厘清职业教育服务民营经济的逻辑进路基础上，结合“活力温台”试点实践样本，总结提炼的实践经验；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开展职业教育服务民营经济的“政策制度模式、协同发展模式、人才共育模式”研究，形成一系列成果组成的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试点经验，推进职业教育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往往离不开指标数据。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物价消费指数、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科技创新能力评估、科协统计事业发展等等，都需要建立指标或指标体系基础上加以综合判断。而指标数据中往往蕴含着丰富且有价值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准确捕捉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综合判断、科技工作者群体状况的全面掌握、业界事业发展形势的研判，至关重要。本书立足指标关系视角，分别对相关关系、关联关系、回归关系、结构关系和网络关系共五类指标关系问题中，应该采取的数据挖掘与统计学习方法进行讲述，旨在为从事指标相关研究工作的人事提供有价值的统计方法和参考。

本书重点考虑我国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来“混合经营”传统信贷和小额信贷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个更加全面和贴近实际的理论模型，将小额信贷经营机构的生命周期简化为初创期、成熟期和结束期，基于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恒等关系，从小额信贷经营机构的效用函数出发，分析经营机构如何在不同期限之间、小额信贷和传统信贷之间分配其信贷资源，并对影响小额信贷使命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书结合研究结果，阐述了对使命和使命漂移的再思考，并总结了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中获取的研究结论。

本文遵循“政策—行为—经济结果”的研究范式，对构建和完善新形势下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政策和机制及其对实体经济发展效果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本研究重点关注交叉上市、海外上市、海外并购以及互联互通机制等方面的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机制和政策发展，并探讨这些活动对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具体影响。通过对这些资本市场活动的效应进行研究，决策者、投资者和企业可以获得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动态和挑战的重要见解。首先，交叉上市和海外上市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从国际投资者融资的机会。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这种国际资本双向的交易和流动方式，有助于支持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使其能够投资于研发、扩大经营范围，并促进了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进而对国内产业升级以及企业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具有积极影响。其次，海外并购活动则为中国企业带来了获取战略资源、先进技术和新市场准入的机会。在扩展产品组合，实现收入多元化，并进入国际客户群体的同时，还促进了知识转移和创新，进而有助于企业开发新产品、服务和流程，推动创新，从而为整体实体经济带来利益。另外，互联互通机制为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市场准入扩大了投资机会并促进了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一方面，增强流动性，深化资本市场，并吸引更广泛的投资者群体，使企业和实体经济受益。另一方面，提高市场效率，增强信息传播和价格发现，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并促进了公平和透明的市场行为。因此，中国企业可以从更高效的股票定价中受益，支持其融资活动并提升在产品市场中的整体竞争力。本研究最后提出了市场治理对策建议，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对实体经济和产品市场中企业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会随之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挑战。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不仅能带来信息、资源、资本以及知识的互联互通，还会带来相应的市场波动和威胁。因此，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合理完善资本市场开放的制度，加快相关机构职能转变，推动有效市场和机制；完善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投资者决策能力；同时要发挥治理优势，提升企业治理水平；不断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调整，才能更好的进行有效的制度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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