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本书是作者1906～1908年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察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细报告，书中涉及地域十分广阔，从西向东包括了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

据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版译出 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帝王后妃王子的生活起居与沉浮悲欢宫殿园林陵寝的堪舆术数与景观艺术禁城离宫岁时的典章掌故与红白典礼尊藏档案珍宝的风云疑案与奇闻秘辛。清帝承德离宫——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从康熙始建，至今已经历了近300多年的历史。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康乾盛世”以及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特别是，它对康乾时期民族关系史的反映更为突出，可以说，清帝离宫又是清代的“民族宫”。清朝的民族政策，继往开来，是中华民族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必然产物，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提出应当搞“山庄学”，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山庄学”涉及的学科范畴十分广泛，是一项系统工程。我认为，山庄学应当包括历史、民族、宗教、文物、博物馆、古建、园林、哲学和美学等诸多学科。如果要全面系统地建立和研究“山庄学”，必须由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此艰巨任务。

清政府准备拿出100万两白银“买回”澳门。日军横扫东南亚，却没有入侵弹丸之地的澳门。国民党以重兵封锁澳门，却没采取进一步行动。恩来通过香港总督传出信息，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反对澳葡当局举行大规模“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活动。邓小平告诉马万祺：澳门的赌业可以继续办下去。

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博物馆与莫斯科的特列恰科火国家画廊同属世界级美术馆，俄罗斯本土油画家的主要作品收藏于这两个博物馆。本书是继《特列恰科夫国家画廊藏画》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反映俄罗斯油画艺术的人型画册。《特列恰科夫国家画廊藏画》重点介绍了在俄罗斯油画艺术发展中起到里程碑作用的“巡回展览画派”的作品，以及部分反映20世纪初期俄国艺术新发展的作品；《俄罗斯博物馆藏画》则在此基础上义作了延伸，增收了本世纪20年代到8 0年代的一批优秀作品。两本画册可视为姊妹篇，它以一个百年的历史时段，系统地展现了俄罗斯油画艺术发展的脉络，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本书为我国著名油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全山石先生主编，由我国著名美术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晨朋女士撰写前言与图版说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收30年代以前的作品在我国50年代介绍过，是我们较为熟悉的；而30年代以后到80年代的作品，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还未曾作过详细的介绍，甚至有些作品在俄罗斯也未曾公开发表过。

这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前来约稿，谢孝思先生因五年来一直关心和参与苏州园林的保护和建设，以弘扬吴文化为义不容辞的职责担任主编。谢孝思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我我国艺术大师吕凤子先生的高足，且从学于吴海、黄侃、汪伯沆诸名师。建国之后，担任文化行政领导，他热爱苏州，对苏州园林的保护和发展，劳绩卓著。他对全部书稿、照片进行逐字逐句或一张张地审订和编排。终使本书定稿付梓。

我们在画册编辑过程中，并不只注重名家名作，而是着眼于那些对我国油画家和美术爱好者有所启迪有所帮助有所借鉴的、较为陌生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收藏在俄罗斯的著名博物馆，搜集这些作品对国内出版社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这本画册的顺利出版得益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阿芙罗拉出版社社长吉诺维·斯别琴斯基先生的大力帮助。他向我社提供了大量作品的彩色原片，才得以使画册以较高的品质出版并奉献到读者手中。

综观前代这类侈谈风土景观的随笔杂记之属，虽可流传于一时，却因缺乏史才史识，总觉得在内容上缺乏力度。吴空兄的这本大作，字数虽不甚多，却是本世纪以来记述中南海的一本史料最丰富、记载最全面、文献性很强的著作。盖谈中南海构建过程，远起元明两代，下限止于清末，比起过去的《三海见闻志》之类浮光掠影的书籍，可谓迥不相侔，有云泥之判。书中时有新见，纠正了旧说若干错误。如旧说仪鸾殿为慈禧寝宫，“庚子国变”后殿被焚毁，民国后改名为怀仁堂。其实据档案记载，仪鸾殿经重建乃为居仁堂，怀仁堂则是另择新址修建的。又如紫光阁乃清代铭功纪勋讲武之地，相当于唐代的凌烟阁。宣统年间兴建的摄政王府的前身乃为一座天主教堂（此教堂后来迁往西什库，今其址犹存）。这些属于匡谬正俗的论述，书中所在多有，不一而足。而作者以朴实平易之语娓娓向读者道来，如与故人晤对清谈，读起来使人感到惬心快意。这就把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自然地熔于一炉，使人在看似休闲解闷的披阅过程中不知不觉广了见闻，长了学问。

《法国革命论》的主要部分写于１７９０年，本是柏克给一位法国人杜邦的长信，是对刚爆发不久的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思考和评论，同时也论及当时伦敦某些团体有关该事件的行动和态度。作者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美国革命，反对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政策，然而却激烈批评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作者说他热爱自由，但是是爱“一种高尚的、有道德的、规矩的自由”，他认为自由的前提是秩序，而不是砸烂文化传统和盲信抽象理性的重新设计。柏克以英国为例，认为自由乃是我们得自祖辈的一项遗产，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渐进争取和改进得来的。它并不割断我们的亲情和信仰纽带。凡是从不向后回顾自己祖先的人，也不会向前瞻望子孙后代。而懂得保守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人，也才是真正懂得自由。自由也不是那种颠倒和改变事物自然秩序的一律平等。一切事情都应当开放，但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毫无区别。甚至于，从默默无闻的状况到荣名显赫的道路不应该弄得太容易，即便有罕见的才能，也最好经过某种困难的磨练和斗争的验证。他认为人们在热衷于普遍权利理论的时候，不能全然忘记人性，忘记人的自然差别。柏克当时就已预见到：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事件将以走向专制主义而告终，但他也同样预感到由其代表的时代的总趋势却无可避免，预感到在人类的面前，毕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以下是曾被萨谬尔逊引用在他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开首的一段名言：“骑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家和计算机的时代”。

圆明园昔日的那种夺目的光彩，早已荡然无存了。当人们凭吊这一废墟，回顾圆明园兴与衰的变迁时，有谁又能不为之深思，不为之愤怒，不为之感叹呢？侵略者焚毁圆明园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军阀、官僚、地痞的进一步破坏也是难以用笔墨描述的，但此园之所以遭到彻底毁坏的原因，还在于清朝后期统治者的昏庸和腐败。面对这一片被毁的废墟，每一个爱国的炎黄子孙都会深刻地感到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都会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落后就会挨打”的历史教训。今天，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只有奋发图强，拼搏进取，才能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后，圆明园遗址得到了保护。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保护好圆明园遗址。五十年代中期始，北京市园林局在遗址内开始绿化，种植树木，至六十年代初，基本改变了长期荒芜的景象。多年来，对于圆明园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址的整修，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全面修复，以此显示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另一种主张是部分修复，以此作为历史纪念和旅游之地；而更多的人则主张要保存好遗址，稍加修整，以此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国耻”纪念地。对此，1983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作了明确规定，要“在本世纪内建成圆明园遗址公园”。并在力求保护遗址的原貌基础上，“以木为本，以水为纲”，着手进行山形水系的恢复。1988年，圆明园遗址正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数年的整修，圆明园遗址公园已正式向社会开放。作为圆明园遗址公园，它应该永远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是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近代中国历史和列强侵华史的庄严肃穆之地。如果把这一重要的遗址，仅仅做为普通的游览地，那是违背中华民族意愿的，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