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人们进行精神交流，使精神境界日臻完善、融洽和谐的途径和手段。艺作品使我们得以了解世界各地古往今来的社会生活、观念、信仰和理想。文学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需要对文字进行翻译；音乐作品在世界上的流行，需要演奏者在诠释。然而，现实主义造型艺术的语言是不分民族的。无论何人，也无论作品是当代还是古代的，均可借助这一语言直接“读懂”作品内容。格里采先生在俄罗斯美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画家。他曾经在苏联和俄罗斯美术权威机构担任过多种职务，为俄罗斯美术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70年代，他获得了“苏联人民美术家”这一崇高称号。格里采先生以擅长风景画创作而闻名，他的作品完美地表现了俄罗斯的迷人景色。一山一水、一村一舍在画家的笔下都显得有情有致、别具匠心。50年代初，他创作的《苏联科学院院部会议》和对表现苏联学者肖像为主题的系列作品获得了苏联国家奖金。70年代初，他的《风雨交加》、《四月的晚上》、《峡谷·春天》等多件作品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金（列宾奖金）。70年代末，《奥卡河的春天》、《五月·春风送暖》、《在茂密的园林中》等数件作品又荣获苏联国家奖金。其艺术创作所达到的高度可见一斑。编者曾于1997年春在莫斯科画家的画室里拜访了格里采先生，与之协商为他出版画集的有关事宜。当时最使我们吃惊的是，格里采先生尽管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仍在夜以继日地坚持创作，而且其中不乏大型油画和变体画，画家对艺术创作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深深垢打动了我们。非常不幸的是，格里采先生已于去年辞世，当编者听到这一噩耗时，从心底里为失去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异国朋友而感到悲痛。所幸此时格里采先生的画集的编辑工作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经多方努力，《格里采》画集得以顺利出版。他生前为画集所写的“画家自述”、“致读者”等，已成为画家的绝笔之作。现在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画集，既是格里采先生艺术人生的总结，也是我们对格里采先生的一种最深切的缅怀形式。本画集在策划、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力支持。

片断：六大古都谭其骧《中国七大古都序》认为，在本世纪30年代，学术界才有论著在“五大古都”之外，加上杭州，成为“六大古都”。按“六大古都”作为专著出版，首见于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出版）。此后又有台北锦绣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陈桥驿作序的大型画册《雄都耀光华——中国六大古都》（陈桥驿）七大古都80年代后期，谭其骧首先提出安阳应列入大古都的意见。当时北京、西安、河南、江苏、浙江五个电视台，正在组织拍摄《中国六大古都》电视系列片。1988年10月，五个电视台的负责人与系列片顾问史念海、陈桥驿到安阳进行了考察研究，同意安阳加入中国大古都之列。于是“七大古都”之名出现。接着，《中国七大古都》电视系列片拍摄完成，1990年开始在国内外播放。陈桥驿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谭其骧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同年，大型画册《中国七大古都（中文版和英文版）》（陈桥驿序）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陈桥驿）中世纪城市革命这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在其主编的大型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一书中提出的有关中国历史上城市发展的理论。所谓“中世纪城市革命”。是指从唐末到宋初在中国发生的一种市场与城市化的革命。这种革命的影响，兼及大都城和中小城镇。其主要现象为：一，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立在县城的规定；二，官市组织衰落，终至瓦解；三，坊市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以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交易买卖；四，某些城市迅速扩大，城郊商业区蓬勃发展；五，出现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大批中小城镇。按历史上中国城市的重要标志和特色是城垣，“中世纪城市革命”以前的城市格局，政治中心如皇宫和州（郡）衙门均位于城垣中心。在“中世纪城市革命”以后，这种城市格局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首都为例，北宋以前皇宫必位于都城中心，但北宋、南宋与明初期的首都就打破了这个格局。明清北京虽然仍以皇宫为中心，但内外城和附廓均有发达的商业区，已经完全不同于汉唐首都。（陈桥驿）中国都城发展史现代意义上的都城，是从氏族部落中心的大邑发展而来的。为了防御和保护人口、财富.各氏族部落在聚居地周围设置栅栏或构筑墙垣，逐渐形成了人口聚居的部落中心。这便是都城的萌芽。大约到传说时代.中国便已出现了都城。《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世本·作篇》有“鲧作城郭”。这些记载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已得到证实。到夏商时期，中国都城的建筑规模和设施等都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如郑州商城遗址，总面积已达25平方公里，内有城墙、城门、宫殿和大型房基、手工业作坊等。至周代，都城建设已形成制度。西周初期。周公在洛阳营建东都时采用的城郭连结的布局，成为后世都城建设的准则，不但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纷纷采用，而且也为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所沿袭。在西汉、东汉时期，都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序中认为，这个时期整个都城的造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由西城连结东郭或西南城连结东北部的布局，变为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布局。后来魏晋以及北魏的洛阳都沿用东汉的布局，只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北魏洛阳废弃南北二宫的结构，只保留北宫，并在宫门前建设两侧整齐排列官署的中轴线。到唐代，长安建成贯串皇城和郭城的南北向中轴线，出现东西两面郭区对称的街道、坊市的棋盘格式布局，进一步在布局上发展和完善了东汉洛阳“坐北朝南”的都城制度。唐宋时期，都城制度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从传统的封闭式改变为开放式。五代后周皇帝周世宗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适应时代的需要，在宫城和州城外围加筑外城，准许居民沿街造屋，开可占有街道十分之一宽度的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搭盖凉棚等，使得都城居民在饮食起居和文化娱乐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东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形成宫城、里城和外城三重城圈的结构，并且以宫城为中心，全城交通四通八达。后来南宋临安以及辽、金、元、明、清的都城建设，都沿用了这种布局并有所发展。（徐吉军）都城城垣中国都城的标志和特色是都城聚落外围筑有城垣。即一般城邑，在城邑聚落外围也都筑有城垣。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所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收有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城垣都城的形态》（TheMorphologyofWalledCaprtals）一又，专论中国都城的这种特色。按城《说文》卷一三下载：“城，以盛民也。”本书前言前言《中国都城辞典》的编纂是近年来历史城市研究和古都研究不断发展的结果。没有这方面研究所积累的大量成果和研究过程中发掘出来的许多资料，这部辞典的编纂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历史城市的研究发轫颇早，1977年，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主编的巨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已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古都研究实际上是历史城市研究的延伸，其发展较前者稍晚。我在我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后记》中提及：“我从八十年代之初，开始主编《中国六大古都》一书，那个时候，古都研究的学术空气，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厚。”1983年，以史念海教授为首的中国古都学会在古都西安举行成立大会，从此，古都研究的学术空气迅速提高。当时正值《中国六大古都》出版，我则应日本关西大学研究生院之聘，正在彼邦讲学，西安之会不能恭逢其盛。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胡晓谦编审，曾携此书百余册赴西安分赠与会代表。我自己也带了一批赴日，我在《中国六大古都·后记》中写到：“在日本与不少学者进行了古都研究的学术交流，让我初步了解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城市和古都的研究概况。”1985年，我应聘到日本国立大阪大学讲学，当时，我正在主编《中国历史名城》一书。如我在《中国七大古都·后记》中所说：“我特别注意了日本历史地理学界对中国城市的研究概况，我先后访问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国立大阪大学、关西大学、奈良女子大学、广岛大学等高等学府，与许多学者进行畅谈，发现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可观的。”我几次在日本了解的有关这个领域的研究概况，后来发表在《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6辑，1988年）一文中，我在该文中说：“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从5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许多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日本学者的中国城市研究，其实是包括古都研究在内的。例如山根幸夫的《中国中世纪城市》（东京学生社，1982年出版），研究对象主要是唐末、五代和两宋的城市。他根据《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等资料研究了北宋首都开封，又根据《梦粱录》和《都城纪胜》等资料研究了南宋首都杭州。由此可见，中国历史城市研究和古都研究，实际上已经国际化，而《中国都城辞典》所汇集的，实际上包括中国和其他不少国家的国际研究成果。这部辞典既然以都城为名，收入其中的，当然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即所谓古都。所以在这里必须说明关于一个现代城市获得古都称号的标准。关于这种标准，我在《中国六大古都·前言》中已经有所表达，此后，我为台湾锦绣出版企业1989年出版的《雄都耀光华——中国六大古都》、日本东京大明堂1990年出版的《中国の诸都市——ゑの生ハ立ちと现状》以及河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以两种版本（中文和英文）出版的巨型画册《中国七大古都》等书所写的序言中，也都有所表达，包括我多次在国外讲学中涉及这个课题（例如广岛修道大学在其《学报》1990年31卷1期刊载的《中国の古都研究》，即是我在该校讲学的记录稿），都同样作过这类表达。不过我把这种多次表达过的观点，归纳成两条文字，却始于《论绍兴古都》（《历史地理》第9辑，1990年）一文，后来又录入《中国七大古都·后记》之中，我提出的两条标准是：“第一方面，在历史上，朝代有大小之分，建都时间有长短之别。汉、唐、明、清都是版图广阔的大朝廷，而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都是地方性的小朝廷。西安历周、秦、汉、唐诸盛世，洛阳为九朝名都，而五代闽建都长乐府（今福州）只有37年，五代南汉建都兴王府（今广州）不过55年。但不管长乐府和兴王府只是一个地方政权的都城，也不管它们建都的时间都很短促，而事实是，它们都曾一度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因此，称它们为古都，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第二方面，一个现代城市要获得古都称号，还必须符合另一种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的古都所在，是不是落于现在这个城市的境域之中。例如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国都巴比伦城，常常被误作建立于公元762年的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前身。其实，前者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后者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两城相去甚远，不能混淆。正如建于公元7世纪的福斯塔特和建于公元10世纪的开罗不能混淆一样（前者的废墟在后者南郊）。现在，我们把西安定为古都，因为现代西安在地理位置上虽然与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无涉，但它毕竟建立在隋唐长安的故址上。同样，我们把洛阳定为古都，因为现代洛阳虽然与东周王城及汉魏故城无涉，但它毕竟建立在隋唐故城的基址上。六大古都是一样，都是从这两方面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提出了这两条作为古都的标准以后，由于出现了六大古都和七大古都的问题，我又补充了一个现代城市可以称为大古都的概念，发表于《中国的古都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后来又在当年发表的《聚落、集镇、城市、古都》（《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一文中重述一次。我所提出的大古都条件是：“首先要符合一般古都的条件，另外还要符合作为大古都的特殊条件。什么是大古都的特殊条件，具体地说，大古都必须曾经是中国传统王朝的都城。上起夏、商、周、秦、汉、晋，下至隋、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传统王朝。这中间，晋室曾经东渡，但西晋、东晋，原是一晋；宋朝虽然南迁，但北宋、南宋，都属一宋。除了上述中国历史上众所公认的传统王朝以外，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割据政权，如春秋各霸、战国列雄，此外如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都只能算是地方政权，有别于传统王朝。”我之所以在前言中着重论述关于古都标准的问题，这是因为这种标准对我们这部辞典关系重大。确定古都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我们收词的标准。现在我们面临的一种情况是，颇有一些按我们的标准并非古都的城市，却为了提高城市的知名度，追索传说，穿凿资料，力求自己的城市列入古都之林。也有一些古都，搜罗掌故，扩展声势，希望上升为大古都。对于这一些城市和古都，我们的辞典显然无法苟从，还请谅鉴。我忝为这部辞典的主编，由于杂务冗繁，所以在诸如辞书布局、词目设计、组织稿件、整补修润等许多工作上，多由常务副主编徐吉军先生主其事。有关辞典编纂中的其他一些问题，由他在《后记》加以说明。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大力支持，辞典诸顾问的指导以及为辞典撰写条目的许多学者的辛勤。敬希读者和学术界提出宝贵意见。陈桥驿1996年9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本书将有关灵岩寺的知识系统化，用图文穿插的形式，多侧面地反映灵岩寺的面貌。

暂缺简介...

奇山秀水甲天下的桂林迷人景色，细沙软浪有着亚热带情韵的北部湾滨海风光，古朴浓郁多资多彩的各民族风情和独特诱人的中越边关风情，使祖国南部边陲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成为令人神往的旅游观光度假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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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就这样被一个从来没有到过朝鲜的年轻的美国参谋在三十分钟的时间里，分割成了两半。就在前一天夜里，在战争西线清川江前线作战的中国军队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消失了。自出国以来便在生死中搏斗的第三十八军的士兵们，脸上烟火斑驳，身上衣衫褴褛，他们围着这台收音机站在硝烟缭绕的公路上一动不动。那座使美军陆战一师无路可绕的桥，叫做水门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一六师三四七团七连司号员郑起于1951年9月30日收到一张红色请柬，上面写着：谨请光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5月29日晚，朝鲜中部大雨如注，看见浑身湿透的洪学智，彭德怀用最低沉的声音说：出事了。就是把六十三军打光，也要在铁原坚守十五到二十天！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本书前言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的进步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历史。人类面对对世纪的展望是：和平与发展。但是，无论和平的愿望是多么的美好，发展的愿望是多么的深切，战争却每一天仍在地球上发生。历史在某一个时刻的现在时是：战争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惟一选择，如果这个国家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民的和平生活。而选择战争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提问必须出现：是否能赢得战争？能不能打赢？怎样才能打赢？这是一个从来都古老而每一次又超前的问题。距离今天最近的一场为和平而战的规模最大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令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卷入硝烟的战争，在付出1亿人的生命伤亡之后结束了。在赢得战争胜利的国家中包括了中国和美国。当世界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被战火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时候，本土没有遭受战火的美国在二战后拥有着领先世界的经济能力。其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8772万吨，小麦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的30％以上，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507亿美元。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为247亿多美元，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70％。美国还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上群体最大、水准最高的科技人才储备。于是，美国当仁不让地也成为世界的军事强国，它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原子弹，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性能先进的作战飞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当二战结束时，美国仍有18艘航母正在建造中，其航空母舰的数量和总吨位占世界航母的80％。美军的一个步兵师装备坦克140多辆，70毫米火炮330门，陆军的火力配备居世界之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美国从日本到菲律宾、从意大利到关岛的环欧洲、亚洲的弧形带上建立起200多个军事基地，部署着它三分之一的陆军，100多艘战舰，1100多架作战飞机。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的战争能力。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将在战争中必胜。然而，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在五年后的朝鲜战争中却失败了。强大的美国军队称他们在朝鲜的失败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想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曾经甚嚣尘上，于是，朝鲜战争失败的结局令这个军事强国举国不解，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对美国驻远东司令李奇微将军感叹道：“伙计……胜利一次太重要了。”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对手是中国。中国，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它宣布成立的那一天，它甚至还没有完全解放它的全部领土，人民解放军的大军还正在向西南和西北挺进。而在已经解放了的广大地区，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对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也仍然是军事上的重大问题。连年不断的战争使中国薄弱的民族工业遭到彻底的破坏，中国本处于原始耕种状态的农业更是一片凋零。到1950年，新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574亿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还不够美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尾数。以战争缴获为最主要军事武器来源的人民解放军是从使用大刀长矛作战的红军发展而来的，即便由于战争的胜利而使装备大大改善，中国军队每个军70毫米火炮也仅有190多门，是美军一个师装备的一半儿，而且大部分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旧式火炮。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正规的空军部队，防空武器也很少。新中国的军队依旧是一支由“小米加步枪”装备起来的军队，而且“小米”的供应并不十分充足，“步枪”也是由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步枪组成。新中国正百废待兴。那么，在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交战的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赢得战争胜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在中国几千年的古文明发展史中已成为战争哲学与战争艺术。中国军事上崇尚“得道多助”是与哲学上崇尚“精神力量”相一致的。当战国时代的军中巫师们烧龟卜占“天时”的时候，中国战争哲学上的“天人合一”思想已初见端倪。中国人认为在决定战争胜负的三大要素“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为最主要的因素。虽然中国人将火药的发明更多地运用到了驱鬼的爆竹和喜庆的烟花上，但是中国人在战争中使用热兵器还是比西方人早近千年。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战争物质的千般演进从不曾动摇中国人古老而坚实的精神基础，即使要被迫面对高质量的战争物质的重重包围。而就军事来讲，中国农民的梭标能够夺取国家的政权，这已经是举世不争的事实。在1947年至1948年间，甚至连美国顾问们都疑惑他们援助的大批武器装备为什么就是无法支撑那个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为什么拥有先进美式武器的“国军”会在装备原始的共产党军队的攻击下几乎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为什么“国军”的几百万人会不得不丢弃汽车、大炮和坦克让共产党的士兵和民众用牛车拖走。世间万事万物，“人的因素第一”，这是领导着一支农民军队创建了新中国的毛泽东的核心哲学思想，这也是中国战争艺术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1950年的冬天，中国的战争哲学与战争艺术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实践。没有人在是否需要加强战争的科技含量这一问题上争论。没有人否认一个主权国家需要用最精良的武器来装备国家的军队。没有人无视先进的武器和尖端的装备在战争中的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55年，而朝鲜战争也结束了整整47年。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的科学技术每一天都在发展与进步，而后来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显示出人类科学技术的每一点发展与进步都已被用于战争。这里，人们不禁要连连发问：在战争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只要世界上依然存在着战争，这个问题就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对爆发于50年前的中美朝鲜战争的回顾与分析，不是没有意义的。

书中内容涉及到扬江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自然、灾害、地理沿革等。其资料来源有正史，也有野史、笔记、小说、考证文字。本书对于今人了解古代民俗，及其流变过程，对研究社会地域史，民俗文学较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