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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地理志》（下简称《辽志》）为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之一。现通用的《辽史》，为元顺帝时脱脱等人所撰，凡一百一十六卷（含《国语解》一卷），《地理志》占其中的五卷。元修《辽史》的底本是辽人耶律俨《实录》、金人陈大任《辽史》，兼采往代文献、宋金记录，纂辑而成。元修《辽史》既成，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遂亡，因此，它就成了后世研究辽代历史惟一的全面的史书。前人对元修《辽史》的总体评价不高。清儒赵翼说“《辽史》太简略”、“《辽史》最简略”（《廿二史劄记》卷二七）。冯家升在比较了历代官修正史之后，指出：“《辽史》之失有二：一曰阙略，一曰讹误。今廿四史中虽有简约如《三国志》、《周书》、《北齐书》、《新五代史》，纰谬如《魏书》、《宋史》、《元史》者，然未有《辽史》之甚也。”（《辽史初校》序）罗继祖也认为该书“芜漏复误，触目皆是”（《辽史校勘记》序）。造成《辽史》几成“秽史”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潦草成编。《辽史》于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修，翌年三月告成，前后不到一年时间。修史之时，正逢元祚将倾，遂因陋就简，以塞其责。《辽史》既成于仓猝之际，“事前准备不足，对于修史素材，未能广事征集，下笔之时，又未暇比较观察，定其取舍，草草成编，出于众手，时间紧促，无人集稿汇参，详加检正，于是重复、抵触、疏漏、纰谬、残缺、讹误之处，所在多有。”（赵铁寒《辽史地理志州军方位考实》）二是前代文献缺乏。清人李慎儒指出：辽代“典章文物视古犹阙”，“又定制禁本国书出境，则本荒略，而复多堙没。可知修一代之史，必以一代载籍为依据，依据优则优，依据劣则劣，理固然也。”（《辽史地理志考》序）整部《辽史》既是如此，其中的《地理志》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讹误之弊，在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中尤为突出。李慎儒在比较辽、金二史《地理志》之后，叹日：“《金志》精详确实，鲜可疵瑕；《辽志》则地形舛错者十之一二，引古舛错者十之五六。”（上揭）冯家升亦云：“《辽志》所叙沿革甚详，而每多误；《金志》所叙沿革甚简，而多得要。《辽志》上溯秦汉，《金志》则止辽，间及五代。

本书将边疆理论研究问题、跨国民族问题、边贸问题及边疆文化变异问题等，列了专章研究，并集中探讨历史上西北边疆的文化三大变异的问题，从而提出中华各族凝聚力的内在维系纽带，不能只注意中原王朝的作用，而忽视支撑这种作用的实质性问题和表象性问题背后的经济基础、经济文化网络的观点。

沉浮人世，不堪回首之事，与美好的记忆，都是留在人生道上所抹不去的脚印。值得回忆的，总是美好的，毕竟又似水而逝，使回忆的温馨，难免伴以叹息往事如烟的惆然。偶尔，若从一张照片的写真看往事，某些场景历历在目，旧梦重温，激动不已。其中，可能有纯个人的一已私情，也可能涉及时代风云、历史事件，那么，这类照片，则是历史文献，是见证历史的权威。这是照相技术对社会很大的贡献。但，任何一张能牵情动心的照片，画面上特定场景的所在之地，自然是各自动心的一个情结。这，对于云南，无论从它百年的历史风云到它的山山水水，从它的人文地理到恍惚于它莫名的神秘，不少都是那些史诗与浪漫故事的载体。为此，这些新老照片，正是一束献上的鲜花。

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至今仍保存了其所有特征，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