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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渝，四川省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研究中心教授。1953年出生于重庆市，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现已出版《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三星堆文化》等学术著作二十余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邹一清，196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市，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编审，出版有《都市的摇篮追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等多部学术著作和论文。

或许是职业的因素，我喜欢旅行，尤其是喜欢沿着大江大河旅行。因为，我知道，正是有了江河水的浸润，风景才变得更加美丽动人。我也明白，我和我的同类——所有的人也都同样离不开水的营养滋润。而承载着水的巨大容器——汀河、湖泊与海洋，为人类文明的诞牛、发育与成熟提供了所必需的基础与保证。衣作物的栽培种植、家禽动物的饲养繁殖、高楼大厦的建筑、工业产品的制造、科学家的发明实验等等，如果没有水的参与，那是不可能的。翻开人类文明发展史，不难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所有的文明都同大江大河或是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正是这些浩浩荡荡的江河海洋孕育了人类的文明。古巴比伦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古印度与印度河、恒河，古埃及与尼罗河，古中国与黄河、长江，古希腊与爱琴海等等莫不如此。穿行在被誉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更是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丰富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众多的民族、秀美壮丽的山川、多彩的文化，宝贵的历史遗产，怎能不使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不论是欢笑、激动，或是悲伤、叹息，无可否认的正是澜沧江—湄公河，以其博大的胸怀哺育了流域内璀璨夺目、多姿多彩的文明。云南的西双版纳、老挝的琅勃拉邦、泰国的素可泰、柬埔寨的吴哥等就是为湄公河所孕育生成的一颗颗耀眼的东方明珠。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建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必将成为投资和旅游的热土。P4-6

金刚乘（Vajrayāna）是在中国西藏和蒙古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大乘佛教之一宗。它是一种明显的非常适用的修习奥义的形式。为了实现人能看到其自我之幻消失，并进入其自我神性的大乐之中的智，它提出了许多具体、明确的修持技术。一千多年以来，这些修持术于罗马占领我们地区的时代就在印度的那烂陀大学得到了发展，它师徒相传，严禁向世俗人传授，而现在，旅居世界各地的喇嘛们感到鉴于他们身处异邦这一事实，如果他们在一代人期间尚不能返回故乡，那么他们的神学知识就会衰落和消失。因此，他们准备向所有那些真心诚意地希望学习的人传授这种知识。存在于思想中的奥义或对神圣真谛的追求，无论在哪里始终都寄身于一小批人中，但密教奥义的修持术却很少与其它宗教或佛教中的其它宗派具有相似性或共性，它的大部分修持方法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它们对于那些学习佛教（尤其是禅）和心理学者们的深刻意义之外，这种学习还可以帮助那些试图揭示表面的面纱和一直深入到任何智慧和任何神的本源的人。金刚乘之道是导致控制善恶的道路。这也是变化之道，心力于其中可以把内外物都变成武器。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变化过程的发展是不容易的，不会因仪轨和神咒而自动获得。这里也如同在其它各处一样，心是主宰一切的国王。难道那些没有一种金刚石般毅力的人在本世中就可以达到一尊神的地位吗？弟子必须全心全意地、以其全部身心、感受和身周围的一切（无论好坏与否）来服从这一目的。它所要求的第一个条件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决心，第二个条件是一名上师。这位上师不仅根据经书向其弟子传授奥义，而且还要根据其亲身经验和一种已获得觉的心来传授。在西方国家，这样的人比如意宝珠多不了多少。但在涌入印度、锡金和尼泊尔的藏族流亡者中，有些来自大型喇嘛教研究中心的实现了很高的圆满成果的高僧，以及从山间隐修处出来的获得圆满的瑜伽行者。他们中的一小批迁往欧洲和美洲。或在大学中工作，或者是在后来变成修习三昧和观想之地的偏僻地区创建了寺院。早在苏格兰的山坡上建造的桑耶岭寺就已经吸引了一批喇嘛和更多的对此感兴趣的人，以至于都无法容纳得下了。一旦当这批喇嘛们掌握了欧洲语言之后，那些如同本书一样的著作就将会过时。我们等待出自他们笔下的一些在西藏任何时代都未曾出现过的公开阐述其教义的权威著作。因为他们已经明白，维持旧有的保护将会使金刚乘遭到灭绝的威胁。他们的所有学生将不再是佛教徒；因为其他人也可能会发现使密教修持法适应于自己的精神宗教生活将是有益的。在等待期间，我们还是回到自己那西方金刚乘信徒的地位上来，尽可能以最佳的方式接触这一内容吧。对撰写本书，我犹豫了近十年。首先感觉到自己的知识无法胜任这项任务，认为最好是按照习惯而保持沉默，一直到我们的宗教修持的进步能允许以非常权威的口吻论述这一问题为止。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写这本书，尽管自己尚未取得充分的进步。因为我认为金刚乘已引起了日益增长的兴趣，现在肯定已迫切需要排除由于奥义的保密传统而导致的对佛教密宗的可笑误解的时候了。在西藏。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能谈论密教的禁令又株连到了一些主要的讲授。若没有这些讲授，那么密教著作就会成为真主的不解之谜。让一名一知半解的医科学生如同一名合格的教授那样自由地从事手术，和让初学者以不仅能改变思想而且也能改变心的大师自居同样都是危险的。错误地运用这种修持术可能会导致神经错乱，甚至比疯狂还要严重的后果。本书仅仅勉强触及到金刚乘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不同的宗派，它主要论述的是密教修持法。这种修持法可以导致控制心、自我幻觉的结束及其特殊效果。那种认为密教修持术可以被非佛教徒使用的思想在出现了两种背景之后已开始于我的思想中形成和发展：两名本笃会修道院院长（一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在曼谷分别拜访了我，他们强烈希望学习佛教的禅定观想修习法，我偶尔听到了他们讲到一些天主教神职官员已开始了类似学习的事实。我个人在澳大利亚遇到过一、两名公谊会教徒也对金则乘表现了强烈的兴趣。我对于在佛教徒的背景之外从事金刚乘修持法可能会带来好处的大致范围尚一无所知，因而希望看到整个佛法能与其修持术一道被人接受。宗教和精神上的进步与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是任何一种宗教的特权，它们是向所有拥有一种深刻和坚强决心的人开放的。由于我把金刚乘视为人类思想发展的最绚丽的花朵之一，所以我坚信为它辩护并没有错。不过我又自忖，由在井底观星的青蛙对茫茫宇宙的描述只能是不完善和有缺陷的。<

本书是中国藏学出版社《发现西藏书系？关于西藏的名著》系列丛书之一，由国际著名藏学家意大利科学院院上图齐（GiuseppeTucci，1894－1984）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耿昇译审汉译。《西藏宗教之旅》（原名《西藏的宗教》）最早在1970年于德国的斯图加特以德文版刊行，系图齐与海西希（WaltherHessig，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的前一部分。该书刊行后立即轰动了国际学术界，各国学者竞相翻译。法文版由法国哲学家博士萨耶（R．Sailley）译成，并于1973年在巴黎出版；英译本则分《西藏的宗教》、《蒙古的宗教》两册单独刊行，于1980年在伦敦出版；1986年意大利译本在罗马面世；我国曾在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耿升的汉译本，此次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刊行图齐的《西藏的宗教》单册。全书共分7章。第一章吐蕃的前弘期佛教介绍了前弘期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以及从印度、汉地两处传入的佛教在吐蕃的冲撞。第二章吐蕃的后弘期佛教阐述了佛教在吐蕃的复兴，藏族大泽师仁钦藏卜和印度高僧阿底峡对佛教在吐蕃传播的贡献以及后弘期吐蕃出现的大寺院。第三章西藏喇嘛教的基本特点则就藏传佛教的教理基础、重要教派、教派之争以及喇嘛的个人行为进行阐述。第四章西藏主要教派的教理，先分五部分介绍藏传佛教的曼陀罗、受度、灌顶仪式、法身。幻身、智慧身以及心、光明等佛教概念及教理；再就觉囊派、噶举派、宁玛派、断派以及密宗的教理加以分析；最后总结了藏传佛教解脱教理的特征。第五章重点介绍藏传佛教寺院僧众的组织、等级、职能、宗教历法、节日，以及寺院的财产和管理。第六章则对一般学者较少关注的西藏民间宗教加以分析。图齐认为，藏传佛教中存在的诸如仪轨、信仰、口头传说等结构系西藏民间宗教的遗产。图齐着重就人类和房宅的保护、灵魂、死亡、神香及焚香、预兆、财产和畜群的保护等西藏民间宗教的重要表现形式进行了阐析。第七章则扼要介绍了本教。本书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世界名著，文图并茂，可读性很强。初读起来显得繁琐，但这正是其详细深入论述的特长之处。虽然图齐是一名典型的西方藏学家，他的许多观点值得我们作深入研究，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图齐教授是国际藏学界权威中的权威，名家中的名家。《西藏的宗教》又是倾注了其毕生精力的藏学世界名著，在国际藏学界的地位相当高，影响相当大，是研究藏传佛教必不可缺的参考书。作者对藏传佛教的起源、特点、教理、派别、僧侣生活等等有着生动翔实的论述。

本书展示了全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的经典景区景点，选用了2300多张图片，全面呈现了世界各地的著名风光：美不胜收的自然奇观，巧夺天工的建筑杰作，见证历史的文明遗址，各个民族的风情习俗……尽显大千世界的精彩奇妙，异域文化的多姿多彩。地处五大洲不同地域，身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各个民族缤纷多彩的风俗习惯、民风民情令您大开眼界、叹为观止。祖先的馈赠，岁月的遗痕，建筑史上的里程碑，能工巧匠的劳动结晶，是旅途中不容错过的人文景观。文化与自然遗产是全世界人类共同拥有的无价宝藏。从雨林到荒原，从海岛到沙漠，从赤道到两极的自然之美都在本书中为您精彩呈现。注目在本书的每一页间都能体会到那种强烈的震撼。独具特色、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细节记录，是珍藏旅程的永久纪念。

北京是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在，文物古迹遍布北京城内外。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物质体现。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随着北京申奥的成功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外人民热切地希望进一步了解北京，一个以访古学史为特点的“北京游”的高潮正在到来。据有关人士估计，到2010年前后，旅游业将成为北京市的第一大产业。而旅游的档次、游客的要求自然也会逐年提高：不少游客不再满足于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将旅游当作一种高尚的文化享受，当作提高本人文化素质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当作吸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一步了解古老的中国的一个过程。

本书着重介绍了当今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五个主要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有关背景知识。对这五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文化、教育、社会风俗及名胜古迹作了客观、翔实的介绍。随着我国加入WTO，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对外经济、科学文化交流迅猛发展，我国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员赴英国等国进行商贸、援建、科技文化交流、考察、访问、旅游、探亲、研修和留学，这些人士很希望在出国之前，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风土习俗，乃至衣食住行等方面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此乃“入乡随俗”、“出国问禁”之谓也。因此，本书又可作为走出国门赴英美等国的入门指南书。

《诸蕃志》是作者在任泉州地方长官时根据有关文献并与蕃客接触时所了解的海外材料编写而成，是研究宋代海外交通与贸易、中外关系的重要著作。校释者在过去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书中的地名、物产等作了详细的注释。《职方外纪》，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也传入了西方文化。本书即为当时介绍西方地理学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出现的世界地理的最早读物，对中国传统地理观念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考释都对书中的人名、地名都有解释，并附原名。本书为繁体横排版。

《元和郡县图志》为唐李吉甫所撰。吉甫，字弘宪，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生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卒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旧唐书·李吉甫传》说他“少好学，能属文”，“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著有《六代略》、《百司举要》、《元和十道图》、《删水经》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但只有《元和郡县图志》流传下来，其余几种早已亡佚。 《元和郡县图志》写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当时正处于藩镇割据的局面。按唐代政区来说，起初基本上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制。贞观年间分全国为10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到开元年间，又析关内道置京畿道，析河南道置都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南三道，分江南道为江南东、西二道和黔中道，这样就成了15道。但道只是监察区，并不构成一级政区。州的长官仍然听命于中央。而在安史之乱以后，一些藩镇“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实际上形成州县以上的一级政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即以贞观十道为基础。唐中叶以后，陇右道被吐蕃占去，但为了表示有志于“收复故土”，仍列于最后。又按照当时的情况，分为47个节镇，将所属各府州县的户口、沿革、山川、古迹以至贡赋等依次作了叙述。每镇篇首有图，所以称为《元和郡县图志》。但到南宋以后图已亡佚，书名也就略称为《元和郡县志》了。 《元和郡县图志》在魏晋以来的总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清初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元和郡县图志》的内容非常丰富，作为一部讲述全国范围的地理总志，首先对政区沿革地理方面有比较系统的叙述。 在每一州县下往往上溯到三代或《禹贡》所记载，下迄唐朝的沿革。其中特别是关于南北朝政区变迁的记载尤其可贵。记述南北朝时期的正史，除《宋书》、《南齐书》、《魏书》外，其他各史皆无地理志；《隋书·地理志》虽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志，但隋以前的四个朝代较为简略；《水经注》虽是北魏时期的地理名著，但它毕竟是以记述水道为主，因而《元和郡县图志》有关这一时期的叙述至关重要。《元和郡县图志》中在每一县下都简叙沿革及县治迁徙、著名古迹等，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如京兆府万年、长安、咸阳三县均有名叫细柳营的地方。《元和郡县图志》在“万年”县下注明： “细柳营在县东北三十里，相传云周亚夫屯军处。今按亚夫所屯，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言在此非也”。又在“长安”县下载：“细柳原在县西南三十三里，别是一细柳，非亚夫屯军之所”。在“长安”县下还有关于秦阿房宫、汉长乐宫、汉未央宫及秦始皇陵等遗址的记载。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区变化，考证一些名胜古迹遗址，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某些弄不清楚的问题，书中也并不是武断地下结论，而是抱着存疑的态度。如《元和郡县图志》卷2京兆府兴平县（今陕西兴平县）对马嵬故城的记载，就说：“马嵬于此筑城，以避难，未详何代人也。”又如，卷9申州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对平靖关城的记载，只是说：“旧有此关，不知何代创立。”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自然地理方面，资料也极其丰富。在每县下记载着附近山脉的走向、水道的经流、湖泊的分布等等。在这方面自班固著《汉书·地理志》以来，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大部分都有记述，但内容过于简略。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比较详备，可是自北魏至隋唐数百年中没有记载这方面的书籍保存下来。因此，《元和郡县图志》中保存下来的这部分资料也非常可贵。全书记载到的水道有550余条，湖泽陂池130多处。 不仅记载了人所共知的大川大泽，也记载了一些小的河流和陂泽。如卷11密州高密县（今山东高密县）的夷安泽，“周回四十里，多麋鹿蒲苇”。又如卷18定州望都县（今河北望都县）的阳城淀，“周回三十里，莞蒲菱芡，靡所不生”。另外还有对各种地形特征的描述。如卷1京兆府万年、长安、三原等县均有关于西北黄土高原上所谓“原”的记载，如毕原、白鹿原、细柳原、孟侯原、丰原、天齐原等。卷4灵州鸣沙县（今宁夏中宁县东北）有关于沙漠的记载，说“人马行经此沙，随路有声，异于余沙，故号鸣沙”。卷30辰州卢溪县（今湖南沪溪县西南）又有对于喀斯特地形的记载，说“溪山高可万仞，山中有槃瓠石窟，可容数万人”。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水道、湖泊的变迁，各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在经济地理方面，每个府、州之后有“贡赋”一项，可以说是《元和郡县图志》一书所首创。贡品多数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包括著名的手工业产品及矿产、药材等；赋为绵、绢等物。如卷1京兆府下记载：“开元贡：葵草席、地骨白皮、酸枣仁；赋：绵、绢。”在县下又有对于当地水利设施、工矿业及其他经济资料的记载。如卷1京兆府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有关于郑、白渠灌溉情况的记载；卷16相州邺县（今河北临漳县）有西门豹及史起引漳水灌田的记载；卷11密州辅唐县（今山东安丘县）有语水堰灌田的记载，并说“今尚有余堰，而稻田畦畛存焉”；卷3原州平高县（今宁夏固原县）有西北地区监牧场地、马匹数字的记载；卷4盐州有关于盐池的记载；卷3延州肤施县（今陕西延安市东北）和卷40肃州玉门县（今甘肃玉门市北）都有关于石油矿的记载；卷14蔚州飞狐县（今河北涞源县）有三河冶官营铸钱工业的记载，并描述了作者亲自主持恢复铜冶置炉铸钱的经过。至于一般铜矿、银矿、铁矿的记载就更多了。《元和郡县图志》对各地户口记载的一大特色是兼记不同时代的户口数。地理志对户口的记载始于《汉书·地理志》，但《汉志》对西汉一代的户口，只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数字；《元和郡县图志》既记载开元年间的户数，也记载元和时的户数，为我们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各地户口的变动提供了重要佐证。 当然，《元和郡县图志》也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如叙述某些州县沿革过于简略。由于资料不全，往往显得残缺、混乱，给人以拼凑起来的感觉。而且，《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他在宪宗时，两度被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官居宰相要职。他编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如他在原序中所说： “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精研地理，编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正是为皇帝便于周览全国形势，以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但这书毕竟保存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都有一个简要的叙述。在编写体例方面，对宋代乐史的《太平素宇记》，元、明、清各代的《一统志》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人们盛赞《元和郡县图志》开我国总地志的先河，这话也并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