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国家危亡、新中国正在医治战争创伤和百废待兴的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应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挥师东进而进行的正义之战。这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同时也是为了保家卫国的责任。中国军民与朝鲜军民一道，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定位。我认为，这场战争对中朝两国人民来说，它是被欺负、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反击侵略、反抗霸权主义、反对干涉主义的正义之战；对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来说，它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妄图趁朝鲜内战一举吞并朝鲜，进而扼杀摇篮中的新中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不义之战；对国际社会来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时期的一场带有国际性的正义战胜邪恶、主权战胜霸权、民族独立战胜干涉主义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局部战争，是一场对世界格局和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思接千载：复旦文史讲堂第4辑》是复旦文史讲堂的第四辑，其中收录2008年6月到2009年6月一年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邀集的十一位知名学者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演讲稿。这十一位学者是艾尔曼、柏文莉、林丽月、釜谷武志、田浩、桑兵、罗志田、陈庆浩、夏伯嘉、倪豪士、张隆溪，分别从妇女、文化、风俗、中外交流等各个方面讲述各自的最新研究心得，向年轻的学生呈现学术视野，强调专业精神，示范研究方法。

《海外典籍与日本汉学论丛》是作者二十多年来，有关海外典籍和日本汉学研究部分文章的汇集。其内容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语言、艺术等不同领域，文章篇幅长短不一，体裁风格各异。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总论部分主要是探讨和海外典籍、日本汉学有关的一些学术史、文化史的理论、方法论问题。二，分论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体个案的研究；一是对日本学者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介绍。基本按照时代前后顺序排列。

帝王的文艺思想往往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学发展。作为清代的第二任帝王，康熙不仅通过诸如优待礼遇文艺人才、间兴文字狱、提倡清雅醇厚的文风及经史为要的文体观等文艺措施规范当时文坛走向，而且以帝王之尊，巧妙驾驭翰林文学侍臣和掌控江南文人群体，构建一股股忠实于皇权的御用文人群体；更为直接的是，康熙通过文艺谈话、“御试”、“御选”文集及撰写“御序”等方式，宣示其文艺主张，甚或亲自操觚染翰，留下了颇为丰富的各体文章以垂范当世文及后代人。总之，康熙正是以其独具的政治优势左右着其时的文人心态和文学生态，在清初乃至整个清代文学史演进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兵器甲胄图典》力求以一种图并茂的形式，向广大军迷介绍中国古代武备的一些碎羽片鳞。

唐代士人在仕宦中途，会出任哪一些中层的官职？这些官职在整个唐代官僚体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唐代士人做官，又有哪些大规律？他们经常出任的官职，可不可以“预测”？有没有一个模式可寻？这些重要问题，过去几乎无人研究，为唐史研究上的一大空白，而这正是《唐代中层文官》拟填补的。《唐代中层文官》是《唐代基层文官》的续篇，分章详论了唐代士人在中年经常出任的几种官职，包括京官七种——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遗、补阙、员外郎、郎中，县官一种——县令，州府官一种——司录、录事参军，以及幕府官一种——判官。过去的职官研究，不是偏向京官或州县官，就是忽略了幕府官，都让人无法看清唐代士人任官的典型模式。《唐代中层文官》把这三大职官系统结合起来考察，涵盖面最宽广，而且也留意唐前后期的差别。作者赖瑞和文笔生动，叙事简洁明快，以正史、墓志、唐代涛文等多元材料，叙写了唐代士人做官的种种有趣细节，避免一般制度史论著的枯涩，力求把读者带进唐代官场的动态世界。

中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五千年来，中国城市的发展重心，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转移，而后又从南向北，从东向西扩展。城市的独特性和丰富多样性，是千百年来历史所铸就的。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是由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和地理环境条件决定的。离开这种特定性，城市就无从发展。中国历史上有精于相地、因山就水、因地制宜、巧干创造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经济实力、技术手段，建设自己的城市，既形成了各地城市的民族和地方特色，也形成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城市文明。《城市史话》介绍中国原始社会到清代几百年的城市发展历史。 《城市史话》由付崇兰著。

《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增订本）》是一部利用甲骨学对殷商历史文化进行探讨的著作。作者赵容俊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甲骨文、金文、盟书、简帛资料等先秦文献，与殷商甲骨卜辞所记载的巫术活动相印证。对殷商时期的巫术，如图腾崇拜、占卜预言等交通鬼神的活动，涉及祈福免灾、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作了详细的介绍。内容丰富多彩，读者可以借此窥探上古文明萌芽时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增订本）》对中国巫术的起源和欧美的巫术理论亦有充分的论述和分析。

《域外汉籍研究丛书：越南汉籍文献述论（第2辑）》是关于越南汉籍文献的专题研究论文集，共收入十二篇文章，其内容大致分以下几个方面：一、清代越南使节在中国的购书经验，二、中国汉籍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三、中国与越南的《二度梅》故事，四、越南汉文小说《花园奇遇集》与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五、越南“《岭南逸史》疑案”释疑，六、周游列国的越南名儒李文馥及其华夷之辨，七、越南李文馥与台湾蔡廷兰的诗缘交错，八、越南李文馥笔下十九世纪初的亚洲饮食文化，九、越南汉文学中的东南亚新世界，十、越南清明节的民俗与传说，十一、回顾在韩国、日本与越南之间的两起漂流事件，十二、越南潘佩珠作品与中国、日本之深厚关系。

十六世纪以来，在一些西方的文献中，往往提到中国人有这样的自负：他们认为惟独自己纔有两只眼睛，欧洲人则只有一只眼睛。这些记载出自英国人和葡萄牙人，而法国的伏尔泰也曾谦逊地认同这种说法：“他们有两只眼，而我们只有一只眼。”用两只眼睛观察事物，是既要看到自己，也要看到他人。是的，作为中国文化基本价值的“仁”，本来就是着眼于自我和他者，本来就是在“二人”间展开的。不过，当大汉帝国雄峙于东方的时候，儒家“推己及人”的政治理想，即所谓的“仁政”，实际上所成就的却不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图像。政治上的册封，贸易上的朝贡，军事上的羽翼以及文化上的四敷，透过这样的过滤网，两只眼所看到的除了自己，也不过是自己在他者身上的投影。这与用一只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又有甚么本质的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