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是一个涉及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文化流派。撰稿人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中除上述核心人物外，还有朱光潜、费孝通、沈从文、郭岱西、丁泽、陈碧生、沈来秋、王迅中、洪思齐、曾昭抡、陶云逵、梁宗岱等数十位，大都具有留学经历，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主要在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任教。他们在改造国民劣根性、反对国民党政治腐败、坚持抗战等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在如何进行战时文化重建等方面，意见不尽相同。人们对其进行评论时，一般是围绕林、雷、陈、贺、何等核心人物进行阐述。《战国策派文存（上下）》便是集结了这些学者的学术研究论文。

《叶名琛档案》是目前所知仅存的成批传世的总督衙门档案。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两广总督衙门时，叶名琛从衙门带出一批文件，这些文件随叶名琛一起被英法联军俘获，几经辗转，最后为英国国家档案馆（TheNationalArchives）收藏。中国学者历来对这批档案怀有浓厚兴趣。虽然早在数十年以前，海外的学者已经在整理、利用和研究这批档案方面，取得瞩目的成就，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都没有条件看到并利用这批档案。本次影印的是从英国公共档案馆购得档案缩微胶卷，并委托中山大学历史系负责整理和研究，编辑影印出版。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中全宗号为FO931的这批档案，大部分为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两广总督衙门的官方文件，也有少量是在此期间历任两广总督的私人文件，其中多为稿本或抄本，经历数次拣选编目，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呈零乱之态，幸经庞百腾教授整理，编撰了完整的目录，内容稍成系统，使我们得以在较有条理的基础上进行编辑。鉴于档案本身的残缺状态已不能改变，又考虑到学界多年来已惯于利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编目，为了与直接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利用这批档案的研究者保持一致，我们这次整理出版，不对档案的编排进行调整和重新编号，只是把由缩微胶卷扫描制成的图像进行裁切拼接，尽量以较为整齐的页面影印成册。同时，为便于学者利用，我们重新编撰了每分文件的内容提要，作为目录列于书前。我们所作的提要，与庞百腾教授编写的英文目录有较大的差异，除订正了其中一些错漏外，更多直接采用文件本身所列的事由，相对地较少对文件内容的作细节上的描述，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少对读者产生的误导。

《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汇集近年来国内外青年学者关于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的最新成果，共18篇论文，分为史前、楚、秦汉、六朝、唐宋、明清六个段落，涉及考古学、简牍、政治体制、地域文化认同、社会信仰等多方面内容。

《老照片（第87辑）》辟有“故时风物”“名人一瞬”“旧事重温”“私人相簿”等栏目。通过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并辅以生动活泼的文字，以独特的视角回望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可看、可读的历史读本。

《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一卷（1803—1807），内容包括536篇档案文献、当时一位著名回忆录作家维格尔的关于出使活动的长篇回忆录、戈洛夫金的传记材料以及其他多种相关资料。它们全部是产生于当时的公文、信函、命令、训令、圣旨、计划、方略之类的东西，以及账单、物件清单、花名册之类原始单据性质的文献，其可靠性和研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在相关文件和资料的注释中，又含有许多独立成篇的有的甚至篇幅巨大、相当翔实的背景资料，往往引自同时代人的相关论述和回忆，数量众多，弥足珍贵。所有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于研究戈洛夫金的出使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了解更广泛意义的中俄关系、俄中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两国某些地区的发展状况，乃至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边疆民族关系等等，都能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育警丛书：古韵青州》共分为九章，主要内容包括：东夷文化仁之滥觞；齐鲁交融儒学兴盛；南北汇聚佛道辉映；桑蚕之乡丝路源头等。

我曾闻听一种哀叹，说天津面对别的城市突飞猛进，似乎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镇定，把惋惜全留给了到这儿来的看客。在封建经济、近代洋务运动后的工商资本主义经济俱风流云散之后，天津陷入了一个与她的历史和基础完全不相称的尴尬境地。豪商们败落了，寓公们死去了，只有那些结实华丽的石头老房子，在灿烂的阳光下，静默而友好。

这里是“中央王国”的中央，无数的人怀着梦想而来。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建筑：皇宫、祭坛、寺庙、太学、广场、桥梁……片砖只瓦，每一缕雕镂的纹样，都充满了传闻和掌故。且不说深宅大院中的达官显贵、菁英名士，单单街头巷尾那些无事闲聊的老百姓，尚且个个幽默诙谐、口若悬河，爱和你讨论天文地理、国计民生。来自五湖四海的名人，大多隐身于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之中。胡同与四合院因而不再是普通的民居，而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文化“蛛网”。当年风流都已飘散，但驻足他们曾经停留的庭院，穿越他们曾经走过的巷陌，其中弥漫的氤氲之气，仍然可以让人瞬间忘却大街上的嘈杂烦嚣，沉入内心的体察与冥想。《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北京卷胡同氤氲）》由张文彦、潘达所著，《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北京卷胡同氤氲）》是“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的其中一本。

《中国名人故居·湖山有幸（杭州）》关于西湖边故人、故居、故事的书，写书的，却是现在西湖边的两个人——一个留人，一个过客。说到底，其实无非是路过的人，住着的人，住过的人，和一直都在的西湖。我们必须感谢西湖，它既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安抚着南来北往的过客，更接纳了形形色色的停下来不走的人。而正因如此，在漫长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可以暂时停留在这湖边，从里、从外，静静地看着这一直都在，且一直都在变的西湖。

广州还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之～，是“月在荔枝梢头，人行茉莉花间”的花城……但不管如何，广州早期的文物确实不如中原鼎盛。广州真正成为中国南方的重镇是在宋以后。 据历史记载，北宋开宝四年（971），宋太袒在广州设专司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明嘉靖二年（1523），朝廷严申海禁，废罢泉州、宁波二市舶司，只存广东司。至清初，为防范台湾郑氏又行海禁，广州再度成为唯一的外贸口岸。 广州的这种“一口通商”的地位令其社会进程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明代，新儒学与岭南禅宗在这里融合，广州诞生了湛若水等著名心学大师。到了清末，广州及周边的一些城市又成为中西文化交会撞击的“要冲”，产生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他们的思想与观念，连同他们自身，不断北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至于“文革”以后，作为改革“试验田”，广州及珠三角地区更是“得风气之先”，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皆领一时之风骚。 回顾广州的这段历史是相当震动人心的。林则徐广州禁烟、中国第一家电灯公司、万木草堂、黄花岗起义、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中国第一批中外合作酒店、邓小平南巡，这一系列对中国历史具有浓重象征意义的事件都与广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今天，当人们逡巡在广州的街头，听着难瞳的粤语，感受这城市日夜跳动的血脉时，历史也正在那儿发生着。这其中，可能就有足以铭记史册的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