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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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2辑)》为中华民国历史档案资料的第一、二辑,主要辑录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资料。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本册为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共选辑档案资料229件。 -
河南志(清)徐松辑;高敏点校《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河南志(繁体竖排版)》以北京图书馆藏徐松钞本为底本,校以缪氏藕香零拾本及其它有关文献。并将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中的河南府图三十三幅印出。赵万里先生藏有道光四年庄璟从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中选摹出的十四幅河南府古迹图,除后魏华林园图和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之外,其它十二幅图都在大典原图上加标了殿门等注记,十四幅图还各有一篇图说。庄璟摹本和图说曾发表在考古学报一九五九年第二期上,发表时夏鼐(作铭)先生加了一篇简短的说明。现将庄璟摹本中十二幅标有注记的图和十四篇图说,以及夏鼐先生的说明,一并附印于后,以供读者参考。 -
豫章丛书(清)陶福履,胡思敬原编;江西省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整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 宋人小史三种。 -
白话战国策(汉)刘向编订;牛继清注译《左传》又称《左氏春秋》,是我国早期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相传为左丘明撰写。记叙了春秋时期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间共二百五十多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由战国末期秦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成。其内容主要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为主,同时又汇集了墨、法、兵等学派的学说,成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的主要思想武器。《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由西汉末期学者刘向整理编订。全书共三十三篇,分为十二策。分别记载战国时期十二国的部分历史。记述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们的言论及其活动,反映了战国时代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各种复杂矛盾。 -
白话尚书孙峻山,马峰注译《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史著,是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当时官方的重要文件,为春秋以前各朝官所藏。另一方面,《尚书》与儒学密不可分,是统治学术——经学中的一种,对后世影响较大。这说明,《尚书》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资料,鉴于此,有必要了解《尚书》,研究《尚书》。在《尚书》中,可以发现殷人的神权政治思想较为简单,他们认为天命神授,不可变更,不很注意民命的车量与作用;而殷亡的实践证明了天命不可恃,民命亦可畏。《尚书》的整理工作就离不开儒家,其传教之广泛深远,更得儒家之力。《尚书》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大约是在战国后期。 -
光绪顺天府志(清)周家楣,(清)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 是馆藏资料中(ZQ1-1-1076—1139)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套志书。光绪五年(1879)设局修纂,十二年(1886)成书,计一百三十卷。书中占用很大篇幅记叙了顺天府的水道、水利情况,沿革、官守等都从周代一直记载到清末,为晚清衰败时期的地方巨著。这套志书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系统完备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
近代史资料李学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这是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史史料的研究文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出版,书中收录了该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所著的相关研究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
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姜亚沙编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献资源浩瀚。《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在已影印出版的上百种古籍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七十三种加以介绍。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在已影印出版的上百种古籍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七十三种加以介绍。在这七十三种影印古籍中,按其特点又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一、首次影印鲜为人知的名家手稿本,如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成书于乾隆三年的《水经注》五校稿本、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外国通鉴稿》和《蒙古通鉴长编》等;二、首次影印一些未刊的重要抄校本,如《抄本聊斋文集》(道光间抄)、《抄本黄公说字》、《小学稿本七种》等;三、一批珍稀刻本,如清天禄阁原藏《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禁书《皇明资治通纪》等;四、罕见的重要工具书,如《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抄本历代高僧集传》等;五、罕见的外国刻印的中国古籍以及中国人介绍外国情况的图书,如《夷匪犯境闻见录》、《瀛环志略》《航海琐纪》等;六、经过整理或汇辑的典籍。如《澳门问题史料集》、《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等。《举要》是以每种书的成书年代顺序排列,综合类书排在最后。注:*表示左边是个礻,右边是个题。 -
吕氏春秋(战国)吕不韦著;黄碧燕译注《吕氏春秋》一书兼采各家而又有所发展。如将“道”和“精气”二说结合,提出“太一”是产生天地、阴阳、万物的本始,“道”即“太一”,这实际上是吸收了老子、阴阳家及《易传》的思想。但它的主张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老子的消极避世,故而今人熊铁基、王范之等认为《吕氏春秋》为新道家。《诬徒》、《尊师》、《劝学》等篇是儒家主张仁义礼乐教化思想的阐述;而认为圣人之所以能“先知”、“非神非幸”,在于能“审征表”,即审察事物发生变化之前出现的各种征兆,则是对苟子“虚壹而静”学说的发展。《吕氏春秋》吸取阴阳家“五德终始”说,实际上是为秦代周作理论依据。而它主张以德治为主、兼用法治,强调人君“以爱利民为心”等主张,则是吸取了法家“因时变法”、重视耕战和赏罚必信的思想,但又批判其“严罚厚赏”实为“衰世之政”。《当染》、《义赏》等篇来源于墨子,《当染》更是直接取于《墨子·所染》,它吸取了墨家节用、薄葬的思想,但又批判其非攻、偃兵之说的迂腐而主张以义兵、义战统一天下,“诛暴君而振苦民”。尤其是《吕氏春秋》所提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口号,主张限制天子权力,实是对君权神授论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反集权、反专制的民本色彩。《吕氏春秋》虽为一部理论著作,且因出于众人这手而风格不一,但其中有些文章短小精练,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尤其是二百多则寓言故事,使得该书称得上为优秀的文学散文。本书以陈奇猷先生的校释本为基础,参看了其他注译本,未能尽善之处,倘望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