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中央王国”的中央，无数的人怀着梦想而来。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建筑：皇宫、祭坛、寺庙、太学、广场、桥梁……片砖只瓦，每一缕雕镂的纹样，都充满了传闻和掌故。且不说深宅大院中的达官显贵、菁英名士，单单街头巷尾那些无事闲聊的老百姓，尚且个个幽默诙谐、口若悬河，爱和你讨论天文地理、国计民生。来自五湖四海的名人，大多隐身于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之中。胡同与四合院因而不再是普通的民居，而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文化“蛛网”。当年风流都已飘散，但驻足他们曾经停留的庭院，穿越他们曾经走过的巷陌，其中弥漫的氤氲之气，仍然可以让人瞬间忘却大街上的嘈杂烦嚣，沉入内心的体察与冥想。《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北京卷胡同氤氲）》由张文彦、潘达所著，《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北京卷胡同氤氲）》是“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的其中一本。

《中国名人故居·湖山有幸（杭州）》关于西湖边故人、故居、故事的书，写书的，却是现在西湖边的两个人——一个留人，一个过客。说到底，其实无非是路过的人，住着的人，住过的人，和一直都在的西湖。我们必须感谢西湖，它既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安抚着南来北往的过客，更接纳了形形色色的停下来不走的人。而正因如此，在漫长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可以暂时停留在这湖边，从里、从外，静静地看着这一直都在，且一直都在变的西湖。

广州还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之～，是“月在荔枝梢头，人行茉莉花间”的花城……但不管如何，广州早期的文物确实不如中原鼎盛。广州真正成为中国南方的重镇是在宋以后。 据历史记载，北宋开宝四年（971），宋太袒在广州设专司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明嘉靖二年（1523），朝廷严申海禁，废罢泉州、宁波二市舶司，只存广东司。至清初，为防范台湾郑氏又行海禁，广州再度成为唯一的外贸口岸。 广州的这种“一口通商”的地位令其社会进程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明代，新儒学与岭南禅宗在这里融合，广州诞生了湛若水等著名心学大师。到了清末，广州及周边的一些城市又成为中西文化交会撞击的“要冲”，产生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他们的思想与观念，连同他们自身，不断北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至于“文革”以后，作为改革“试验田”，广州及珠三角地区更是“得风气之先”，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皆领一时之风骚。 回顾广州的这段历史是相当震动人心的。林则徐广州禁烟、中国第一家电灯公司、万木草堂、黄花岗起义、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中国第一批中外合作酒店、邓小平南巡，这一系列对中国历史具有浓重象征意义的事件都与广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今天，当人们逡巡在广州的街头，听着难瞳的粤语，感受这城市日夜跳动的血脉时，历史也正在那儿发生着。这其中，可能就有足以铭记史册的大事件。

《滨江尘嚣录》分三十八节，约19万字，有50幅老照片。内容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到20年代后期，哈尔滨从封闭的、不许外人涉足的满洲龙兴之地，演变成国际都市的过程。它的封面提示语是“居游哈尔滨者之唯一指南”。

《本草必读丛书：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套装上下册）》是总结宋代以前的本草巨著，其所收录本草资料，皆原文转录，按时代次序排列，形成层层包裹，内容十分丰富。原书凡30卷，载药1746种，新增药628种，附古方3000余首。收集各家医药名著及经史传记、山经地志、诗赋、杂记、佛经、道书等有关本草方面的记载，详述性味、功用、主治、禁忌以及采集、炮炙、鉴别、产地和名医心得，广涉典籍300余种，保存了许多至今已失传书籍的内容，甚为可贵。

《纸上苍生（历史中的那些面孔与心灵）》：一个追慕画道的青年在对大师徐渭的寻找中遁形于一幅画中；一个在梦境和香料中营造精致生活的明朝作家；一个诗人的前世今生；一场殖民地的情欲故事……这些小说和传奇的本事，或可一一追溯至明清及民国的徐渭、董说、祁彪佳、苏曼殊、康有为、赫德、穆时英……但最终，他们不过是心灵世界的一个幻像。这些已经远逝的人物和影迹，透射出了生命的无奈与挣扎、绝望，从这些鲜活的生命影像里，呈现出的不仅有毁灭、痛楚，还有爱情、性、恐惧、欺骗、背叛……如同千年的陈酿，苦涩之余，却散发出丝丝缕缕的淳厚与甘甜。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充分尊重研究者的眼光、趣味与学术个性，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讨论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偏于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我们全都“虚位以待”。

《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佛教写经、官私公文、户籍账簿、来往书信、买卖契约、石窟题记中的残存内容，探幽索隐，以小见大，挖掘出许多反映历史真相的史料，揭示了自汉至唐时期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宗教、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同时对前贤的观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论证，全书资料翔实，论证严谨，逻辑严密，见解深刻，颇具学术功力。

唐振常一生跨越新闻、文艺、史学三大领域，且均有突出成就，被人誉为“三界通才”。据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介绍，唐振常1922年10月7日出身四川成都大户人家，1946年自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后任职《大公报》和《文汇报》，后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1977年调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上海史的研究，其生前曾自述由新闻转而治史的原因，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以为“不学史无以知今”。 《唐振常文集》重点收录他进入史学界后的代表论作，他早年刊载在《华西日报》、《大公报》上的新闻作品。

一、所收文献包括产生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及群团组织的各种文献资料，中共四川、陕西两省组织以及其他根据地形成的与Jil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相关的文献资料，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翻印和流传的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相关文献资料。二、所收文献的时问上限为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11月19日到达陕西省商县西面的杨家斜，此间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限为l935年5月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5月30日张国焘发表《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与川陕革命根据地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相关的少量超出断限的文献亦酌情收录。三、镌刻在石质材料上的一些文献，如《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等按所属文体类别收入。四、凡有原始材料的，尽量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阆中市文物局、芦山县博物馆等处收录；无原始材料或难以寻获的，则从复制件或已公开和未公开出版的资料集中辑录。五、所收文献按文体分为文件类，电文、请示、信件类，读本、讲话、著述类，布告、通知、标语、传单类，消息、报道类，诗词、歌曲、戏剧、曲艺类。不便分类的，归人“其他类”。六、各类文献均按时间顺序排列。若文献产生、公布和印刷等时间不一致，以印刷时间为准；无法考定时间的文献，置于该类文献之末。七、对于文献落款时间，除原文格式需要外，一律置于文尾，使用阿拉伯数字。若遇署时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年月日”式者，则在注文中予以说明。但对于苏区报纸杂志的苏维埃纪年，则一律改为阿拉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