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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总目》之修订既有政府藏书之后盾，又召集当时之考证之巨子，再复经纪昀所釐定，蔚然而成传世之佳构。此书即出，因为官修之故，清人多评价颇高，既有微词，也于笔端深讳。及至清季，文网既宽，律令复驰，此书毁者日至。

浓缩着浦城历史文化精华的《梦笔浦城》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梦笔浦城：中国闽北千年古县浦城历史文化》的编撰发行，是对浦城历史文化的一次梳理和展示，也是对浦城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浦城界交三省、山延两脉、水流三江，山青水秀、气候宜人、士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古城。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的农耕文明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了。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勤劳智慧的浦城人民在传承自己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同时，积极汲取中原文化的营养，既创造了历史，又形成了独具韵味的文化。打开《梦笔浦城》，犹如打开了一幅浦城历史的画卷，走进了一条浦城文化的长廊。梦笔生花的故事，丹桂文化的风韵，五代军事家章仔钧、“芝城之母”练夫人、宋代文学家杨亿等浦城名人的生动形象，陆游、徐霞客、林则徐、梁章钜等名士在浦城留下的诗文，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商代窖群和周代士墩墓群，曾为“海上丝绸之路陆上通道”的仙霞古道……一一扑入眼帘。

《龙驿延平：中国闽北千年古县延平历史文化》一书经多方努力终于付梓，这是延平区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延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展示延平悠久历史、山水名胜、风土人情和深厚文化积淀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可喜可贺！南平市延平区是福建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东汉建安元年（196）始置南平县，是福建省最早见于记载的五县之一，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延平曾几易其名：南平、延平、永平、龙津、镡州、剑浦、南平、延平，其中最让世人耳熟能详的就是南平、延平之称。延平地理位置独特，“占山溪之雄，当水陆之会，为八闽之襟喉”，这种“八闽四达之冲”的区位优势及其历史所形成的枢纽地位，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闽北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城市。延平山姿水态，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英才迭出。

靖远位于黄河上游，甘肃中部，面积5809.4平方公里，辖18个乡镇，人口464万。西汉始置县，汉唐至宋元曾为丝绸之路北线重镇。靖远物产丰富，反季节蔬菜、羊羔肉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是甘肃省蔬菜、稻米重要产区，西北地区养羊基地和羔羊肉集散地。

《宋代经济谱录》由黄纯艳、战秀梅编写。《宋代经济谱录》选录了反映宋代社会经济内容的史籍共12种，包括《糖霜谱》、《荔枝谱》、《蟹谱》、《菌谱》、《北山酒经》、《文房四谱》等。

在淳安建县1800周年、千岛湖形成50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淳安历史文化丛书（套装共6册）》作为县“三大”纪念活动的核心项目之一，在相关部门、单位的通力合作下，经过全体编纂工作者的日夜笔耕、几易其稿，今天终于付梓成书，可喜可贺。淳安昔有“千峰郡”的美称，今有享誉天下的千岛湖。往日新安江绵延百里，穿境而过，江水清澈能见底，江面深潭叠浅滩，两岸崇山接峻岭，千仞云雾戏青松，百鸟呼朋猿清鸣。如此锦山秀水，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从古代的李白、王维、朱熹、范仲淹、陆游，直至当代的郭沫若、夏承焘等，都在淳安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如今的千岛湖“虽由人作，宛如天开”，山青、水清、岛幽、湖悠。那烟、雾、霭、气，那游鱼、雄鹰、雨丝、快艇，那片片晚霞、层层柳荫、对对情侣，处处充满了诗情画意。那一座座岛屿星罗棋布，一个个湖湾曲折蜿蜒，一片片森林郁郁葱葱，处处展示着无穷的魅力和蓬勃的生机。千岛湖已经成为淳安的响亮品牌和发展依托，县委、县政府顺势提出并深入推进“以湖兴县、融入都市”发展战略，揭开了淳安进入千岛湖时代的科学发展篇。让历史告诉今天，我们的先辈曾创造了灿烂的新安文化让今天告诉未来，淳安人民一定会谱写出更加辉煌亮丽的千岛湖文化。

甘肃曾有过骄人的辉煌和繁荣。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对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以及羲皇和女娲的故事，都是灿烂的远古文明的见证，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有文字记载并给华夏文明以重大影响的事，更是不胜枚举。周王朝的先祖就发祥于泾河流域和陇东地区．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先祖就崛起于天水一带。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曾孕育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产生了李广、赵充国、金日辟、窦融、张芝、王符、马超、姜维等众多的英雄豪杰，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进入兴盛时期，甘肃境内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上出现了一批旷古胜迹，这就是以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为代表的众多佛教石窟。进入隋唐时期，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

为海峡二十七城市历史文化系列之一。《柚都平和》介绍了柚都平和县的历史古迹、古代先贤、山水景色、风土人情、传说故事、诗词文赋等内容。

早在20世纪初，史学大师梁启超等就已大声疾呼：“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①其后，潘光旦、谭其骧、罗香林等史学前辈都对中国族谱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中心，集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探讨上，致使族谱的研究，少人问津，一度落入低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史学的研究领域也不断得到开拓，谱学的重要性再次为人们所认识。有志的学人们东奔西忙，为把谱学建成一门新兴学科而积极进取。于是，在短短的十年间，有关谱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断问世，专门刊载谱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和丛书次第出版，各种各样层次不一的谱牒研究团体，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这种欣欣向荣的学术景象，值得庆幸，催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