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浙江民气开通，商业发达，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辛亥英烈谱里镌刻着大量的浙江人的名字。江南独有的文化性和和开拓的人文基因，至今仍影响一代代浙江人。秋瑾、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一个个人名在历史与现实中闪回。本书试图从江南的视角回望辛亥，寻访当年人物与故事，聆听历史的记忆。《辛亥江南》思考的是，看似柔弱的浙江人，何以在辛亥时选择将自己的命运与家国民族之命运联系在一起。在百年后平静的日子里，该书希望以江南独特的温婉来缓缓诉说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在秋瑾之死的故事中，《辛亥江南》歌颂的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慷慨赴国、追求理想；在吴昌硕与西泠印社的传奇里，《辛亥江南》刻划的是浙江文人的气节与风骨；在浙江最早的一条铁路、江墅铁路曲折的建造过程中，《辛亥江南》展示的是浙江商人的先行者——湖商的毁家纾难、义助革命。《辛亥江南》不是一部宏大叙事为纲、试图重新定义辛亥的书，它也不是一本以挖掘史料为目的，从微观层面展现辛亥名人轶事的书。它以独特的视角，从辛亥年间江南的人物与故事出发，连接过去和现在，寻找浙江的独特气质和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无形却胜似有形的财富，它来自于浙江的历史文脉、形胜富庶，更来自于浙江的士子和民众对封建暴政刚烈的反抗。辛亥年间，浙江人在泱泱中华大地上此起彼伏地抗争，将辛亥革命推向了高潮。可以说，浙江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走向，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美国《芝加哥每曰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前苏联、意大利、中国等国的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丁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帝国崩溃前的影像》选取晚清《神州画报》中的400多幅图画，分为官、民、兵、匪、流、潮、世、俗八部分，既有官场上的种种恶现象，又有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完整展现了清帝国崩溃前风雨欲来的社会百态。官，也就是官场。一个王朝即使再强大，只要官场恶习不改且与日俱增，注定难逃覆亡。从流存下来的《神州画报》中，不难看出晚清覆亡的必然。一百年后，重新翻建这些图片，除了扼腕太息，似乎也发现，官场积习竟是百年不变的。元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话虽如此，其实除了苦难外，百姓的生活还是多彩的，这也是我们选取“民”中图片的思路，我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画家的如椽大笔将晚清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给百年后的人们。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里的“兵”，更多的指的是巡警，也就是现在的警察。当然，也有一些晚晴国家军队的画面，如王爷阅操，在阅兵者眼里威武雄壮的国家军队，在革命军面前终于还是不堪一击。也许，他们的威风只限于走走方阵，或者是欺压民众，比如大闹妓院罢。在中国老百姓心中，“土匪”更多的是草莽英雄、绿林好汉，虽然，也有杀人放火的悍匪。但大多土匪，仅仅只是贪财，并不伤命，比起既贪钱又要命的官府来，不知好了多少。《帝国崩溃前的影像》所选之“匪”就是这样一些贪图财礼的小匪，也许，唤作“小偷”更为合适。流，指下流阶层。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下流阶层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活的卑微，任人践踏，但他们也有其独到的生存智慧，比如山西某人送妓女回家，路上怕遇盘查，就在车子上挂了一面“天主堂公务”的旗子，居然很顺利的过关，到了山西境内才被发现。这里的“世”，选取的多是世道民心一类的图片，从世道民心看晚清社会的覆亡，自然别有风味。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潮流中，晚清是不幸的，因为它的“不变”而导致了最后的“大变”；晚清又是幸运的，一些新事物如“潮”般涌来，立宪、自由、女学、飞机、火车，各种公益组织……，可惜的是，晚清统治者没有把握着潮流的脉动。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时代越来越进步的今天，一些传统的社会风俗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也许，我们真的只能在故纸堆里找到一些残存的痕迹，这是我们编选“俗”时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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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月，何乐模从英国出发，辗转丹麦、美国、日本等地，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并深入西北内陆的西安城，意欲获取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于西安本地官民对该碑采取了保护措施，何乐模最终未能获得景教碑原碑，但在西安仿刻了一通同大、同质、同重的景教碑，并经由黄河航运、京汉铁路货车运输，以及长江航运运抵上海，再从上海运往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由此，何乐模在完成其第二次环球航行的同时，也将景教碑的复制碑从中国西北内陆成功地运抵美国东海岸。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复制碑的1908-1916年间，何乐模以之为模版，用石膏制作了十余通模造碑，分送欧洲、北美洲、中美洲和亚洲的十余个国家的博物馆与大学，并在世界多个国家发表了有关景教碑及其历险过程的演讲，有力地推进了西方世界对于清代后期中国内地的认识与了解，也极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由此，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活动也成为清代后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细致入微地记述了何乐模在华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行程与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山川河流、城镇村落、寺庙祠宇、道路交通、官绅商民、风情民俗、商业贸易、农业物产等。书中还附有大量照片，生动直观地反映了作者眼中的清末中国自然图景与社会众生相。《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不仅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景教碑世界流布史的重要文献，而且也是从历史地理、城市史、社会史、环境史、中西交流史等学科角度出发研究百多年前中国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堪称清末西方人在华考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