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全球史学术著作，研究了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伦敦从一座区域性城市转变为全球化城市的过程。16世纪50年代，在欧洲最有资格被称为全球化城市的是安特卫普，它是德国与西班牙银币、葡萄牙大米、西班牙糖交易的中心。当时的伦敦只有7.5万人，仅仅算是羊毛和棉布交易中心，正在竭力从黑死病的灾难中恢复。但是到了1700年，伦敦城已经拥有57.5万人，成立了第一批全球贸易公司，并与地中海世界之外的非欧洲国家建立了联系。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令伦敦成为一座全球化城市？巴切勒认为，伦敦的成功转型并不仅仅是与被大书特书的大西洋定居、市场和经济有关。通过研究塞尔登地图（藏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幅中国古代地图），巴切勒发现了中国商人的贸易航行网络，由此揭示了伦敦的成功转型同样受益于其与东亚贸易城市的邂逅及对东亚贸易的参与。巴切勒指出，在伦敦城的转型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图书、手稿和地图的翻译上，而且体现在跨文化的思想和知识传播。巴切勒证明“翻译”帮助伦敦理解并适应了全球贸易环境。通过观察伦敦的全球贸易谈判，巴切勒将伦敦知识网络的发展，归结为获得了大量国外资源，更重要的是，摆脱了教会与国王的控制，从而获得了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权。通过综合有利于伦敦成为一座全球化城市的外部因素和证据碎片，巴切勒撰写了这部关于伦敦城的非欧洲语境的发展史。对于那些对“翻译”具有的文化政治属性、商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英国和亚洲的文化和历史地理学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具有较高的阅读价值。

“家庭罗曼史”的概念借自弗洛伊德的理论，指在幻想中挣脱自己平庸的父母，以某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取而代之。在本书中，林·亨特以此概念指称政治或群体的无意识状态，将其视为构成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基调的某种集体而无意识的家庭秩序想象。由此家庭成员的论述构成了本书的叙事结构，并以家国互喻的方式，分析18世纪法国小说、版画中所表达的集体想象，陈述18世纪的法国人视其统治者为父，视其国为家的想法。历史学家林？亨特采用艺术作品与史料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以下几个方面：人类是如何——不自觉地，无意识地——对权力运作进行集体想象；而这种想象，又如何塑造政治与社会的进程，最后这种想象又如何被反塑造。另外，本书的论述并非沿着时间的脉络直线前进，而是在革命十年间颠来倒去地反复叙说，颠覆单一观点的直线史观，呈现给读者另一种解读历史的典范之作。

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为整个欧洲从冰川期开始到21世纪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轮廓，详细介绍了欧洲形成的地理特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欧洲历史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全书有近200幅地图和图表，对于读者理解各个阶段区域的变迁、人口的迁移、战争的进程、文化的交流和重大事件的影响等会有不少助益。J.M.罗伯茨（1928？2003），英国著名公众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数十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历史学作品，并曾为BBC《西方的胜利》《人民的世纪》等多个深受欢迎的历史节目系列担任主创、解说或历史顾问。他因“在教育与历史领域的贡献”荣获大英帝国勋章，还曾获得意大利荣誉骑士勋章。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农民与土地关系，是人类文明史上亘古不变的重大课题。土地私有制并非古已有之，产权边界模糊、农民权利缺失，人身依附于土地的产权制度，曾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欧洲亦如此。只是欧洲率先终结了它。本卷阐释了欧洲农民土地产权的变迁：人身自由和私人财产权利生根、成长，是一体两面的历史过程。继英国之后，西北欧等地区涌现越来越多的自由农民；实行现代土地产权变革，逐渐抖掉地权外衣上政治关系碎片，土地获得纯粹经济的形式，奠定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基础。为什么欧洲先胜出？制度安排的高光时刻在现代，根源却在前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中世纪解读变得重要起来。这种解读具有世界意义。

斯巴达人的形象已经不可磨灭地融入了公众的意识：长发披肩、肌肉发达、身披红袍的战士，手持印有希腊字母"λ"、闪闪发亮的青铜盾牌，以自由平等的身份列队而站。然而，这种以耐力、平等和武力著称的迷人形象所反映的并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关于失落世界的神话。这个神话自斯巴达全盛时期便萦绕其身，后来一直被斯巴达人努力维护。评论家对这个独特社会的态度通常是或钦佩或谴责，安德鲁·J.贝利斯深入研究了现有资料，致力于揭示斯巴达故事背后的真相与矛盾：虽然斯巴达战士以"平等者"自居，但他们的平等却依赖于对原住民希洛人的无情剥削；尽管斯巴达的男孩和女孩都能接受教育，但虚弱或残疾的婴儿据说会被扔下悬崖；斯巴达在当时可谓极度自由：斯巴达女性素来以直言不讳著称，她们现存的言论不少于40条——但有关斯巴达人耐力和武力的声誉则建立在对外来者的极度残忍之上……本书揭示了斯巴达人最好和最坏的一面。而今天，众多以斯巴达为灵感的运动队伍、电影和体育制度表明，人们对这个暴力又神秘的社会的迷恋还远远没有结束。

本书是一部英国史名著，入选兰登书屋20世纪百大英文非虚构类图书，它聚焦于一战前1910到1914年的英国，也就是爱德华七世去世到一战爆发之间的英国。当时自由党是英国的执政党，也是最强大的党派。但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三大危机，即爱尔兰自治运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和工会运动，由于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应对不力，导致自由党急剧衰落。作者原为记者，在本书中运用小说的笔法叙述历史，刻画的历史人物如首相阿斯奎斯、未来的首相劳合·乔治、青年丘吉尔以及女权运动领袖潘克赫斯特夫人等性格各异，对三大运动的发展描写得充满画面感，对自由党衰落的原因分析透彻有力，对人性的刨析极有深度，使得这本书成为一部名著，自出版以来多次再版，对历史写作有相当的影响。

本书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圣伯夫批评启蒙思想家的一部选集。作为将传记方式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圣伯夫为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石。在本书中，经由作者细腻的笔触，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博马舍等人的性情与精神转变成一幅幅直观与洞察相结合的肖像画。作者十分关注思想家的才能发展及变化，通过考察他们所在时代里的政治、文明、风俗，细致地探索并追寻各个思想家的内在心理，力求深入且真实地描绘他们的典型特征。在这些评论中，重心始终放在作为创造主体的思想家身上，通过理解人物来挖掘其作品所产生的奥秘。

少年法老图坦卡蒙的墓葬被誉为2O世纪埃及考古学最 伟大的发现之一。历经15年苦苦追寻，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于1922 年底，在古埃及新王国首都底比 斯的尼罗河西岸帝王谷找到了它。在墓葬中，共发现 了 5OOO 余件精美绝伦的各式随葬品，其中法老的黄金面具、成套的金棺、各类宝石与黄金制成的装饰品尤为出名。图坦卡蒙的墓葬不再仅仅是一个考古发现，更是一个持续了百年的文化现象。图坦卡蒙也因这些宝物成为所有埃及法老中最知名的一位，尽管他死后数千年不为人知。 英国的埃及考古学家托比·威尔金森在《图坦卡蒙的号角》一书中，采用独特的视角和切入点来看这座墓葬及出土物件。他没有把重点放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发现该墓葬的过程上，也没有对这位少年法老短暂的一生以及他统治期间埃及在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过多着墨，而是通过法老的随葬品，详细介绍流光溢彩的古埃及文化及其深远影响。从5OOO余件随葬品中，他选取了1OO件器物，划分成1O组，按照1O个主题全面介绍了古埃及文明所处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王权政治、 贸易网络、科学技术、日常生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辆黄金装饰的战车展现了当年埃及技术的先进。面包、盛放水果的篮子和酒坛则反映了尼罗河谷的富饶和当地人民享用筵席的丰盛。努比亚的乌木与利比亚沙漠玻璃制作的首饰也说明埃及贸易活跃和外交网络地域广阔。剃须用具和棋盘又透露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角……如今，墓葬中感人至深的物件—图坦卡蒙的号角（银号角）所代表的图坦卡蒙时代的音乐，已经和他本人一样灰飞烟灭，仅空留往日的回响，是那些遥远过去的遗存。好在通过这些随葬品，我们仍能唤醒图坦卡蒙的世界以及他作为象征所代表的古埃及文明。本书见解精辟独到、叙述翔实生动、文物精彩纷呈，所描绘的古埃及历史、人民和文化遗留令人动容。历史、考古、艺术、文化爱好者以及对法老时代的埃及感兴趣的读者，一定能在阅读本书中有所收获。

本书是了解20世纪伊朗政治、经济最全面也是最为权威的书籍之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作者运用了跨学科、跨方法论的研究方法，并综合运用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来研究问题，同时还兼用了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本书不仅在西方伊朗学术研究界饱受推崇，在伊朗国内的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对我国伊朗研究也有建设性的影响。本书是伊朗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专业必DU书目之一，深受东西方伊朗学研究者的推崇。

本书在建构“身份地位化”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借由相关解密外交档案，探究了1945年至1967年（二战结束至东盟成立）期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揭示了这一政策实践对东南亚的区域影响。研究认为，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是其东南亚政策而非现代意义的区域合作，但在区域“身份地位化”进程中，英国的政策实践从合作成员共享、集体身份塑造、组织经验积累及区域规范扩散等4个互为一体的方面，影响了现代东南亚区域建构及区域合作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