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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外国史话丛书”中的一本，以俄罗斯历史发展为线索，图文并茂地叙述一个国家的崛起、成长与发展，对史学工作者和文史爱好者了解并掌握俄罗斯历史有较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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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风云：王琦回忆录》是一本自传体的回忆录，从少年时代一直到1978年，前后共60年，按年代次序写成。虽然每一部分都有一个中心内容，但前后仍有紧密的联系，有些活动情况还是互相交叉。特别是在抗战时期重庆的部分，当时我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同时又在育才学校任教，并兼顾中国木刻研究会的会务，这三方面的活动几乎都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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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基地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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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一个世纪的物质进步和繁荣使得西欧国家自认为它们就是一个新的和平的世界秩序的领导者，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欧洲的政治平衡，中断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并毁坏了一整代欧洲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在1914年看起来还是很稳定的殖民系统的瓦解，国际共产主义作为一支世界力量也因此而萌生。本书详细地描述了由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4国组成的同盟国集团与由法国、英国、美国、中国和（沙皇）俄国等24个国家组成的协约国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这场大规模战争对世界格局重组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本书对这段震撼世界的战争冲突作了精准也更具可读性的描写，还新增了女性和平主义者的斗争和堑壕战争等等情况。本书是《战争中的美国》丛书中的一册，《战争中的美国》丛书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展示了几场直接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大规模战争。本丛书中的每部著作都以对战争进程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事件的讨论开始，而后详细介绍战争的重要目标和战略，包括在武器装备和战术战法方面的发明创新。同时，本丛书既展示了参战主要将领的生活细节，又详细描述了参战基层士兵和平民百姓的生活情况。

《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是一本关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回忆录，本书作者以当事人、曾任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分回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界人士发表评论，对其间许多人物（比如路易·菲力浦、路易·拿破仑、阿道夫·梯也尔、路易·勃朗等）的评述十分尖锐，用语几近刻薄。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该书在作者死后34年（1893年）才首次出版。 本书为后人研究1848年革命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同时书中也体现了托克维尔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敏锐目光和真知灼见，为后人研究托克威尔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作者简介】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1835）、《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184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中东国家通史》是12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每卷由一个国家或国家群组成，既介绍了一国家的过去，也介绍了其现在。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历来是中东文明交往史上的最核心内容。民族与宗教矛盾是当代中东地区动荡不宁的主要内在原因。当代中东的民族与宗教矛盾之所以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持久，还在于它是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和各种文明交往的聚散地区。中东民族与宗教矛盾的复杂性，从内部交往而言，主要表现为五大民族和三大宗教的错综交织。阿拉伯民族、土耳其民族、波斯民族、库尔德民族这四大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不但教派林立，库尔德族也毗连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并兼有社会和国际因素。信仰犹太教的犹太民族在人数上虽不是大民族，但它建立的以色列国却使之成为强势民族。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埃及的科普特族也称不上大民族，然而这两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所在国处于重要地位，尤其是前者在塞浦路斯，堪称举足轻重。中东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激化为冲突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交往类型。这一类型交往有的成为中东问题核心，如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的犹太民族之间的长期冲突；有的成为久悬不决的问题，如塞浦路斯的希腊民族与土耳其民族之间的争执。第二类型是不同民族的同一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类型。这一类型的最突出和有影响的事件，是产生在巴勒斯坦问题之前的库尔德民族和阿拉伯、土耳其、波斯民族之间的广泛而持久的争端；还有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之间的纠纷，以至于发生了伊拉克和伊朗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类型是同一民族同一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类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多次纷争与和解，都属于这一类型。中东的民族与宗教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有历史上形成的积淀因素，其中不乏交往活动中诸多负面遗留。但最重要的和最直接的外部因素，是西方殖民体系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这种殖民政策或加深、或引发、或制造了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西方列强维持中东霸权的手段。20世纪50～60年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在西方殖民体系崩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本是中东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大好时机，不幸的是，曾经在建立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起了前导和推动作用的民族主义，独立以后，却向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非理性的极端性，也在教派之间蔓延，并且和民族冲突相结合，表现为宗教价值系统的强烈政治归属性。本民族利益至上的利己和排他性，民族和宗教负面作用的情绪化、盲动性、狂热性，被政治集团或大国干涉行动所利用，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化。新建立起来的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它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政局经常变动的脆弱体系。塞浦路斯作为这个体系中的一员，表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在民族与宗教交往中的共同点和独特性。塞浦路斯问题必须从上述大背景下观察，才能寻找到它的位置。它的特点是历史性、国际性和长期性。它的根本而内在的悲剧在于因缺乏塞浦路斯国籍认同而演化为民族主义的极端性。深入探讨塞浦路斯的民族和宗教交往问题，不能不从时间、空间和人间这三个文明交往的基本条件上，去探究其联系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