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研究历史离不开研究《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第一部官修的编年体通史，涵盖了中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至公元959年）文化、政治、经济、人物性格的缩影，是一部足以了解中国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抛开司马光的政治立场不看，《资治通鉴》的价值颇高，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缩影就在眼前，编得这么长的史书卻因为文言文之故，让现代人望之卻步，宛如读天书。九百年后的今天，在柏杨先生十年孜孜不倦、现代语词的译解下，使得原本晦涩难解的文言文《资治通鉴》，从此有了平易可亲的一面。柏杨版则更令现代人所欢心——其以“纪事体”而改革了原有的“编年体”，使读者在轻松之中，对《资治通鉴》的全篇事件的来龙去脉，得以清楚了解。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史书没有地图，等于有抱负而没有舞台。而柏杨版《资治通鉴》则弥补了这一缺憾，精心绘制了大量历史地图，使诸多风云人物各就各位，于精密的历史坐标时空中挥刀舞剑，一展雄姿，演绎千秋历史功罪。《柏杨版》的卖点不仅止于史料而已，作家柏杨也在卖点之內。柏杨，曾经坐过文字狱，写过小说、杂文，《中国人史纲》曾在1985年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猛撞酱缸集》、《丑陋的中国人》称中国文化为发臭的醬缸文化，引起不小的震撼。文字风格辛辣，重批判。喜欢柏杨的读者，就会喜欢《柏杨版》，以柏杨这个品牌来带动白话版的卖气。在原著当中，作者司马光附加“臣光曰”来阐述他的心得，而柏杨在翻译版则多加了“柏杨曰”记录他的读史心得，盖不可小看柏杨曰，《柏杨版》就是多了“柏杨曰”才更有可读的价值。以上已经提过柏杨的背景，故可猜想得到柏杨会以什么样的笔调来评论历史或评论司马光的“臣光曰”，这是附加的阅读乐趣。《柏杨版》风行世界华人圈，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都在读这本书”。本套图书共分为九辑三十六册，每辑为一个发行单位，根据所涉及历史重新设定书名，分别是：第一辑《秦风汉雨》，第二辑《后汉兴亡》，第三辑《魏晋纷争》，以后依次为《南北分立》、《乱世烽烟》、《贞观之治》、《安史之乱》、《晚唐暮景》、《五代十国》。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第3辑）·西晋、东晋（全3册）》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全书共计800余万言。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含更始）；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本辑所记，起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迄于东晋恭帝元熙元年（419），讲述西晋、东晋，凡155年之史事。《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持编写，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为学史者必读之著作。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之目的在于“资治”，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人物，都叙述详明。而对无关国计民生的事及人物，如众多的文人、高隐均不予提及。其记人记事，原则鲜明，为历代帝王大臣及学人所乐读。司马光所处时代，距今已900余年，当时文言与当下所用的白话文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黄锦铉先生领衔主持，集台湾各大学27位著名教授之力，历时3年，将这部大著译成白话，深受中文世界读者所喜爱。司马光是我国古代史学、文学、政治大家，其识见：才能早有公论；他与当时最优秀的史家一起，枯坐19年，抉摘幽隐、荟萃熔铸，用功极深，而成此煌煌大著。成就之’一高，后人难以企及。故此，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典雅，紧贴原著，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如此以拙御巧，实为明智之举。

《资政要鉴：经济卷（上下）》为“经济卷”，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以及历代皇朝经济政策的得失。《资政要鉴》以专题的形式，着重深入社会实际，探讨了中国历史治乱兴亡的深层次机理。中国古代史学，虽说有“鉴以资治”的好传统，但此类著作在探讨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机理时，多着眼于政治，过分强调帝王将相的作用，而对社会思潮的演化动向则注意得不够，这就难免有局限性。《资政要鉴》则对国家兴亡、经济运作、社会构造，乃至文化思想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剖析，深入地求索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内在原因。

《尚书》最早只叫做《书》，汉代称《尚书》《孔传》解释为“上古之书”。《尚书》成为儒家经典以后，又叫做《书经》。《尚书》的内容都和政事相关，《荀子·劝学篇》：“《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尚书》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尚书》的作者是史官。文献记载我国古代设有专录君王言行的史官。《礼记·玉藻》称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行，汇编成册，就是《书》了。今存《尚书》共有五十八篇，依据朝代编辑，分别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上自尧舜，下至东周，汇集了十分珍贵而又丰富的史料。《尚书序》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体式，唐代孔颖达分为十种：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见《尧典正义》）。粗线条地归类，大致可以分成四种体式。1.典　主要记载古代典制。《尧典》《舜典》《禹典》《洪范》《吕刑》《周官》等都属于这一类。2.训诰　主要是训诫诰令，包括君臣之问、大臣之间的谈话以及祈神的祷告。这一类篇目较多，是《尚书》的主体部分。《虞书》的《皋陶谟》《商书》的《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周书》的《金滕》《大诰》《多士》《召诰》《君奭》《顾命》等篇都是“训诰”体。 3.誓　主要是君王诸侯的誓众词。《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秦誓》诸篇都属这一类。4.命　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者赏赐诸侯的册命。《君陈》《毕命》《君牙》《同命》《文侯之命》等篇都是这一类。《尚书》记录了距今四千年至二千六百多年问虞、夏、商、周的典、训、诰、誓、命，涉及政治、思想、宗教、哲学、法律、地理、历法、军事等领域，范围很广。为《左传》《史记》等史书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尚书》被儒家奉为五经之首，自汉代立为学官以来，备受尊崇，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最量要的教科书。《尚书》的核心思想是“敬天”、“明德”、“慎罚”、“保民”，帝王将相以《书》安邦定国，工商士民以《书》修身待物。我们要了解和研究封建社会，也必须阅读《尚书》，利用《尚书》丰富的史料。《尚书》不仅是文告、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滥觞，还开辟了古代散文创作的先河。《尚书》记言叙事，摹声绘色，生动形象。不少篇章已出现很成熟的辞格，譬如《梓材》连用种地、建房、作器三个生活中常见的事理作比喻，说明创业和守成的关系，自然贴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周书》各篇大多讲究章法结构，例如《无逸》《顾命》，条理非常清晰，历代散文家十分重视。《尚书》为后世散文创作奠定了基础。《尚书》还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材料，特别是今文中那些经过考定的真实文献，反映了殷周时代的语言特点。例如《尚书》中的词语古奥，多用雅言；很少运用表示语法关系和语势语气的句末语助词，等等。这些独特的语言现象，对于研究汉语史很有帮助。《尚书》对于金文学、甲骨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的作用，也很重要。可以说，不凭借《尚书》，有些金文和甲骨文就无法解释，有些考古发现和古器物就无法论定确切的年代。

《国语全译（修订版）》对《国语》做了介绍。《国语》成书于战国初期，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化，城市经济的繁荣，旧制度的崩溃，王室的衰落，国与国之间的剧烈兼并，华夏与四境民族的融汇交往，学术文化思想的活跃，矛盾交错，异彩纷呈。《国语》虽然因为体例的限制，反映社会生活面比较狭窄，但它在时代的影响下，其思想内容仍是相当复杂纷繁、多彩多姿的，举凡“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国语解叙》）概被纳入，尤着力于政治事件、经济体制、军事行动、内政外交、典章制度、道德礼仪等方面的言论记述。《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晋语》九卷，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它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替晋为诸侯，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国语》称为“晋史”。《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

《中国史学名著选》是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课程史学名著选读编选的。目的在通过选本训练学生阅读古典历史文献的能力，并略知我国古代著名历史著作的各种体裁和基本内容。本书先编选《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六种选本，分册印行。体例不要求一致。或按年代先后，或按原著卷帙次第，或按问题性质分类，编次成书。选本重点选录名著的代表作品，包括它所反映的这一特定时期的主要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杰出人物的活动、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文化思想的流派和民族关系等内容，以及著者的历史观点。选本作了必要的简单注释，旧注可用的尽量采用。《三国志》裴松之注全录，《通鉴》胡三省注除反切外全录。 选本尽可能采用最新整理出版的标点本，没有新标点本的选用较好版本，必要时附加校勘记。选本对于选录的名著都作了说明，简单介绍它的内容、体例、写作经过和通行版本，以及著者的生平、重要著述和学术影响，并说明选本的选录原则。

本书是笔者多年研究三国的心得，写的虽然是刘备的奋斗史，但对三国历史也有全景式的描绘。特别是，重估和肯定了刘备的军事能力及其对建立蜀汉的主导地位，揭示了东吴借荆州的惊人真相，还原了诸葛亮的本来面目。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性著作，也是汉武帝大一统政权的产物，在我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司马迁把本纪、世家、表、书（志）、列传五种不同形式统一在一部书内，创立了一种便于反映时代特点的崭新史体。《史记》的内容不仅有政治、军事，也有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和宗教活动。不仅有帝王将相的事迹，也有社会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成就与建树。不仅有汉族的纪事，也有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专传。司马迁企图把各方面情况统一包容在这一部巨著之内，使之成为统一帝国的一座文化宝库。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选本所选的篇章既要考虑到史事内容，也要照顾到各种体裁。同时，还希望能反映司马迁这一伟大史学家的生平、思想和学术成就。不过，选本终因篇幅所限，又囿于编选者的水平，所选各篇未必都很恰当。《史记》一百三十篇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但在《汉书》的《司马迁传》和《艺文志》的著录中，已说十篇有录无书。所缺各篇乃是褚少孙等人所补。这些补篇，选本中都未加选录。

《史记（彩图全解）》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的勇于牺牲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从不同侧面再现了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所仰慕。翻开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册，历代文人墨客多如星云，唯司马迁最为璀璨、最为耀目，是他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基础，一部《史记》千秋留芳，一代文豪万世景仰。司马迂已远去两千年了，却以一部《史记》鼓舞和启迪着万千读者。近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迂之大势》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这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三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全书分为二百九十四卷，用三百多万字，写出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文字简练，记事周详，在当时来说，是一部空前的编年史巨著。参加《通鉴》编写工作的，除司马光外，还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司马光（公元一○一九——一○八六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进士出身，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侍读学士等官职。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以反对变法，于熙宁三年（公元一○七○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市）御史台，从此不预朝政，专修《通鉴》，至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年），全书修成。哲宗即位，起用司马光为相，次年病卒，年六十八。司马光著作很多，除《通鉴》外，还有《通鉴目录》、《通鉴考异》、《稽古录》、《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等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