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帮助人们廓清《三国演义》对历史的误读，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三国。作者分析文学和历史的问题，认为文学需要刺激和感情满足，扑风捉影势在必然，而历史却要真凭实据，谨慎从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全书史料扎实而精确，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叙述清楚，见解独到而精辟。

《近代史资料》根据中国历史档案馆、台湾中研院以及日本东阳文化研究所等馆藏档案编辑整理的《十三世达赖喇嘛1908年晋京大事纪要》，集中反映了内外交困背景下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错综复杂的关系。晚清学人成本璞的《北征日记》，记录了作者光绪二十九年赴京参加殿试的经历，反映出清末新政时期的经世意识和西学影响。《中东路事件苏联档案选译》编选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所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及斯大林、莫洛托夫信函等相关档案与文献，反映了苏方高层决策过程及其内幕，颇具参考价值。《国民政府审判汉奸资料选》，收录天津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审判汉奸温世珍、徐树强等人的资料，反映了国民政府处置汉奸的政策。此外还将继续刊载《锡良函稿（四）》《六二回忆（二）》。

《东方三大旅行记（套装共5册）》采用繁体竖排、宣纸印刷，一函五册，分别为《大唐西域记》（上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马可·波罗行纪》（上、下）。唐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一起被称作“东方三大旅行记”，它们是研究中国唐、元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军事以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珍贵文献，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盛誉。

《征缅歼敌亲历记》是张业辉先生在晚年对自己作为中国远征军战车营一员，赴印度接受美军训练和赴缅抗日的那段历史的详细记录。书中所记皆为真人真事，因为战车营入缅参战人员不足一千，目前在世者更是寥寥无几。因此，该书所记对于了解战车营的组建、训练和赴缅参战的经历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特别是书中记述的一些重要战斗事件，不仅真实、具体，而且颇为生动、详实，可以补历史记载之不足。

本书按时间顺序汇集南京古今地图100余幅，通过不同年代卫星影像图、规划图、地形图的对比，直观反映南京城区、新街口地区、鼓楼地区的变迁与繁荣。更有历史文化地图专题，展现了南京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的分布状况。

本书由中宣部宣教局组织，将收入在中华书局版的《重读抗战家书》中的原件，约请中国书协的名家以小楷重新抄写。图书的基本内容同原书，但只保留书法版和原文的释文。其主要目的是更好的保存英烈家书，并将抗战精神发扬光大。该书出版后将由中宣部赠送至中国人名抗日战争纪念馆、军事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 原书主要内容是： 为巩固和扩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成果，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我们选取抗战英烈家书，编辑了《重读抗战家书》。这些抗战家书，展现了革命英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深厚的家国情怀，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生动、有说服力的教材。

《历代笔记概述》是“大家小书”之一种。分为八章，包括了绪论、魏晋南北朝笔记、唐代的笔记、宋代的笔记、金元的笔记、明代的笔记、清代的笔记、结束语等详细内容。历代笔记，浩如烟海，本书粗举大略，难免挂一漏万。但通过这一部分笔记的介绍，可以初步了解它们的作用与缺点。笔记小说，是古代短篇小说的一种，如《世说新语》和《聊斋志异》等，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和较高的文学价值。一般记杂事、琐闻的笔记，无论叙事、说理、写景、抒情，全能挥洒自如，不受内容和形式的限制；因此，其中的优秀作品，如《陶庵梦忆》之类，就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小品文。

帮会与政党，生存与革命，正史与野史，晚清与民国，本书揭开青天白日下的红与黑。《民国底色》共分六章三十三节，以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用通俗、平实的语言，讲述从近代帮会的形成和流变，到与革命党的合作与摩擦，到进入民国的“坐天下”与被打击，以及与国民党的“蜜月”十年，再到抗战时期的“新开始”，直至帮会在大陆的终结与跟随国民党进入台湾的历史。著名民国史学者周育民、陈红民诚挚推荐，为你揭开那些似乎众所周知，其实不为人所知的民国秘密！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是通过跨学科视角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种尝试，作者从集体身份认同的视角出发，沿着考古学和文献学两条基本路径，紧紧围绕“诸夏认同的产生”这一主题展开叙述和论证，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看法，对《诗经》《尚书》中的某些细节做了具有探索意义的考证和解读

《元代古籍集成（第2辑 经部春秋类）：春秋纂言》为元代古籍集成经部春秋类之一，作者为元代经学家吴澄。《春秋纂言》采摭诸家有关《春秋》一书之传注，并间或以自己的观点加以阐述。全书所采经文以《左传》为主，《公羊传》、《毂梁传》之异文标注于下。每年以大衍历著其月大或月小，而推明经文所书日之干支为月之某日。所采诸家传说，陆淳、赵匡、杜预、张洽、高闶诸人为*多。凡先采旧说，后著己说者，用“澄曰”二字为别；而经文之下紧接已说者，则略而无别。书成以后，多得时人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