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上下）》是陈恭禄先生著作中影响较大的通史著作，曾被顾颉刚先生誉为“较近理想”的中国通史版本。陈恭禄先生学兼中西，这部《中国通史》提纲挈领、举重若轻，以自己的视角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疆域、人口、经济、民族、思想、宗教、艺术方方面面的繁复演变作了清晰梳理和深刻分析。 全书共60篇，70余万字，由史前写至清代，是一部持论公允、史料丰富、详略得当的中国通史著作。本书前20篇从史前写至三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版，为当时高校通用教材；后40篇系根据陈恭禄先生的遗稿整理而成。

《新华日报记载的宣城抗战》包含了《新华日报》从创刊至新四军番号撤销期间关于宣城抗战的通讯、消息和报道，这些报道关注了作为抗战前线的宣城，中日两军拉锯战斗的过程。全书按时间排序，对每份报纸原件中报道宣城抗战的相关消息放大影印，较好地保持了历史资料的原貌，可以作为宣城地方史研究、地情研究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参考资料。

清代徽州学者赵吉士说：“新安节烈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明代徽州方志记载妇女贞节资料达750人，清代徽州方志达7200人。《明清徽州妇女贞节资料选编》将分散在各种文献（如方志、家谱、集部等）中的明清徽州妇女贞节资料梳理出来，按类别汇集。以便相关学者全面具体了解徽州妇女生活状态，深化对明清徽州妇女的学术研究。

南湖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并将其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党的先进性之源。《启航：红船精神永放光芒》以南湖革命纪念馆展览解说词及馆藏图片为主要内容，呈现了红船精神的历史渊源，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过程，展现了中国人民奋勇抗争的精彩画面，是一部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的红船精神普及读物，对于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行，传承和践行红船精神，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日军侵华图集》有2000多图片及简单说明文字，大部分图片未在中国发表过。图片时间跨度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包括了日军侵略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战争过程，是日军侵华的铁证。《日军侵华图集》分为六编，第一编反映甲午之战、庚子出兵、侵占胶州等近代日本的侵华战争，第二编反映日本从制造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前的局部侵华战争，第三编反映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四编反映了相持阶段的攻防，第五编反映日军的空袭与扫荡，第六编反映的是日军战败投降，并附有侵华战争中的重要人物简介（包括天皇、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海军将领）。

应该说，这个行列代有闻人足称劲旅：汉代南越王赵佗，唐朝循州di yi 进士韦昌明，北宋岭南首第古成之、文坛巨匠苏轼苏辙，南宋英雄文天祥和同第进士谢元，明朝一哥王阳明、槎水之魁李焘，明末清初名英巫三祝、解元钟丁先，清朝直隶总督颜检、闽浙总督颜伯焘、少年史才练恕、客家研究奠基者徐旭曾，民国国士徐傅霖、戍疆县令邓缵先、教育厅长黄麟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创作理论领军人物萧殷。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鉴证历史足够高端：《上文帝书》《越井记》《忆罗浮》《添设和平县治疏》《衍庆堂诗稿》《梦草堂诗赋》《多识录》《丰湖杂记》《毳庐诗草》《秦皇长城考》《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每个人物都旷前绝后，一代风华；每段故事都千回百转，铁骨衷肠；每个作品都堪称经典，百代续响。

《浙大史学精粹》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各学科前沿成果的荟萃，浙江大学历史系颇为重视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为展现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风采，遂将本学科的一些科研成果集结成册，《浙大史学精粹第二辑（中国古代史卷）》一书，内容有先秦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历史地理学、专门史等方面的前沿学术成果，内容丰赡。

本书选用孟森在北京大学教书采用的讲义《清史讲义》，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总论为清史在史学上的位置、清史的体例、青代种族及世系、八旗制度考实四章；下编各论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咸同之转危为安五章。全书对清朝二百多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史实详尽，考订了清先世源流、八旗制度原貌，并对清代从开国到国运由盛转衰的过程和重要史实进行了缜密的论析。

这部著作，虽然只有21万余言，涉及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共6章，第一章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并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讲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

整理这部书稿的直接起因，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丛书出版计划的需要，具有偶然性。而这部书稿的相关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因此现在做些系统总结，也有其必然性。1996年至21世纪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期间，恰逢“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在实施中。我的导师李学勤先生担任该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我因此有机会担任工程专家组暨办公室学术秘书，还负责了一个专题的研究。在这个多学科相结合的环境里，我得到了科研锻炼，开阔了学术视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后，国家又在此基础上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又有幸继续参与工程预研究的一些论证报告与专题研究工作，使自己的专业思考又进了一步。这段经历，使我的确有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目标是相当于五帝时代的中国文明起源，跨度约一千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事关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跨度近两千年。五帝至夏商周总共三千年，占据了整个中国文明史的五分之三，时间长，涉及面广，而且，这又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奠基成型时期，意义重大。我一头扎进这深广的学术大海，几乎已没有回头的可能。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潜心理论思考，亲赴考古现场，分析相关资料，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