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祚帝不仁，金军紧逼，辽朝日臣渐生二心，纷纷称帝。耶律大石出身于契丹王族，原本过着儒雅的翰林生活。在经历了同北宋与金军的数次交战后，他既领略到了完胜的得意，也品尝到了兵败被俘的苦果。天祚帝众叛亲离，耶律大石率领两百铁骑决然出走，穿越蜿蜒千里的雪山，走进风沙飞扬的大漠，蓄积力量，重振旗鼓，开始了奇迹般的西征之旅，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西辽帝国。开国英主的雄才大略，乱世英雄的末路悲歌，说客佞臣的口若悬河，血色战场的诡谲风云……一曲《大辽晚歌》，一咏三叹，道不尽大辽往事悠悠。

本集刊延续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开创的研究风格和优势，以中国古代史从汉魏至隋唐史研究为主体，涉及政治史、制度史、地理、社会等以及新出文书和碑刻的整理和研究等多个方面。

本书的写作基于迄今国内外太平天国研究成果，力避其中某些局限或偏颇，探析历史本来样貌，撷集上谕、奏折、情报、个人回忆录、亲历见闻等等，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太平天国的兴衰，进而深入发掘时代精神和历史流变走向。作者李洁非见微知著，尤擅于对历史情境和历史人物进行鞭辟入里、精彩纷呈的解读。 本书将太平天国事件牢牢置于鸦片战争的背景之下，辨识其所预示的新与异，楬橥其所承载、演绎的“千年变局”主题，有力凸现了太平天国之于近代中国种种承前启后的历史意味。

《中原藏珍品鉴》以学习和理解为导向，诸文以文物名片为导引，在对文物进行深度品鉴、纵横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揭示、解读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就历史疑点与读者进行趣味互动，并通过知识链接帮助读者拓展知识面。通过考据品鉴文物，尽可能将文物还原到其原生的时间、空间、人文环境之中，解读信息，发掘现象，厘清问题，还原事实，彰显精神，呈现出文物与地域、文物与历史、文物与文明的关系，为观众打造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品，从三口。品鉴意即众多的人观察，审察。《中原藏珍品鉴》的作者不仅汇聚了河南博物院的专家、兄弟博物馆、著名高校文博专业师生，同时也吸引了外籍学者以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品鉴视角与风格多样。所述观点，或已是学界定论，或为尚容商榷的一家之言。小仅如此，还通过“趣味猜想”的方式吸引社会公众的参与，尽全力扩大公众享有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权益。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如峡谷中的激流，向前急速奔涌又跌宕起伏，而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无疑又是“历史三峡”中水流湍急的一段。三十年后，大幕落下，国民党作为失败者从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上黯然退去。《国民党那个时代（1919-1949 图文典藏版 套装上下册）》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国民党在大陆三十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兴衰过程，展现了民国时期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以“大历史”的眼光探讨了造成国民党急剧败落的原因，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有关国民党历史的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佳作。

本书是“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中的一本，由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全书由30篇文章组成，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版块，五位一体地展现了宝山区人民在4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于各方面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的组织下，宝山区的各界市民和有关人员讲述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亲身经历和宝山区日新月异的变化，辑录成册，是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

本书为著名史学家熊月之对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视野下江南地区著名人士在近现代进程中的历史活动、生平业绩所做的专题研究。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根基，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对于江南文化的熔铸与升华。本书集中阐述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社会渊源与精神脉络，并通过近现代二十余位成长、生活在江南地区的名人事迹考述、思想解析，集中呈现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汇聚之下，崇实、重商、重民、精致、开放、灵活等中国传统文化滋长出来的现代性因素，对于江南人物的影响，及其各具特色的历史行动与精神风范。

从事文史研究的学人，不能缺少版本目录学这把钥匙。辛德勇教授从自己的藏书中，选编出一册清代经部书籍的书影，并对每一部书的版本信息做了说明。这些旧刻本古籍，与他的读书与研究密不可分。编选出版这部书影，既是与同道学人交流文史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也有助于清代版本学研究的走向深入，以揭示版刻特征变化背后的历史文化脉动。

《风筝雅会（点校版）/点石斋画报》是《点石斋画报》之丝集。《点石斋画报》是近代中国出版早、影响大的新闻画报，内容涵盖社会热点、朝廷腐败、列强侵略、民俗奇闻，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是一部难得的19世纪末期中国社会“大观园”，具有重要的多方面的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族今天能够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艰辛。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包括三篇欧洲人在16世纪访问中国的报道，分别是：葡萄牙人伯来拉的《中国报道》、葡萄牙人克路士的《中国志》及西班牙拉达的《出使福建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他们对中国的论述代表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对研究古代中国及中外关系史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译者何高济先生在翻译本书时，尊重原著的同时使译文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该书被列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