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从大量正史中甄选了数百个历史故事，结合人生的三十个常见境遇，逐一娓娓道来，帮助读者拓展眼界开启心智，创建美好的人生。 书摘《正经》皇皇三十编，是一部议述社会与人生的历史文化著作。作者用大量的历史资料铺排、彰显出人生的各种境遇，对其进行了分析、阐述，这里有经验有方法有叙述有评议。事例丰厚扎实，议论深入浅出，对当时也对当世的人们都具有相当的指导借鉴意义。中国历史上不乏优秀杰出的传奇大人物，还有更多的平民小人物，生存智慧是各类成功者必备的要素。无论大人物还是饭夫走卒，他们的成功经验对后人都是可资镜鉴的财富，然而，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寻找记载着这样经验的文字实为不易。不知有多少思虑及此者望而却步，或因心力不逮而抱憾终身，而《正经》的作者竟然竭毕生之力，完成了这部沙里澄金的杰作。宋宗元，字鲁儒，清代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曾是闻名一时的大学士。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他审视现实与历史的眼光和尺度，以及他的人生价值观和对理想的完美人格的界定，仍是传统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君子之道，这也正是他为这部《正经》定下的基调。他把眼光远投到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依照被历朝历代推重的信史——官修“正史”的脉络，广采博览，撷取古人富有智慧的处世经验和手段的故事多达五百余则，阐述了具有启发性的智慧谋略与技巧；他撇开常见的以时间为序的结构方法，独辟蹊径地把人生境遇分化成三十个方面，进行编排和归纳，有针对性地探讨、剖析不同的人生问题。这种具有创造性的艰苦劳作，虽然十分费力，但也确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实用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处世宝典。如果说《资治通鉴》主要是为帝王君主提供治国借鉴的“帝王经”，那么《正经》便是为社会大众奉上的一部“臣民书”。作者的正统观念与立场，决定了他这部以剖解历史故实为主要架构手段的大作，充满了儒家经典中屡屡提及的“正雅”、“正风”的韵致，取名《正经》是水到渠成恰如其分的。古人的常规理想是“学而优则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因此，跻身仕途是许许多多青年才俊的必然选择。《正经》涉及了为官从政以至处世交往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从初步仕途应具备的社会人生积累，到图谋进取时的筹划设计，从辨奸识恶的眼力到日常事务中的气度，从为政技巧、理乱用兵、识人用人，到言辞应对、理财断案、平忿息怨，从诡智奇谋的周密考量，到防范奸小的暗算猜忌，作者以丰富的史料和高屋建瓴的评议从容叙说，而基本的总纲则是强调个人身心修养以统揽处世方略。这就远不是历史故事的简单罗列，而是让故事展现出更加立体的多面性。这一煞费苦心的架构设计，使《正经》的现实针对性大大突出了。人生各种时段都少不了“谋略”，其绝对性占压倒意义。作者皓首穷径，将一生的经验与智慧凝注到这部书中，他的纯熟与老到，他的“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使这部书在讲陈各种谋略与筹划的利弊得失时，显得从容自若，时而探囊取物一般气定神闲，举重若轻，优游而往，时而纵横捭阖激扬超迈，议论剀切，文辞逼人，大有一剑封喉之势。他站在清末这一历史高点以及他人生阅历巅峰上的著书行为，就具有了不可小觑的海纳百川的气魄与底蕴。作者在文采与哲思齐骋并飞中，几乎处处提醒人们要注重“正心术”的异智奇谋，不能以阴谋诡诈惑人乱世，力倡光明磊落的君子风尚与修养。在注重为人处世的今天，宋公此举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讲说立身处世的正典规范，弘扬传统文化的大道精髓。我们把这部作品以通俗白话的形式介绍给当今广大读者的动意，与当初作者著书立说的心神是一样的。

本书选注《史记》16篇，篇幅过长的略作摘录。选注的原则有二。第一，注意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兼备，以展现原著体例编著的原貌。其中列传在原书中所占比例就大，反映社会面最广，最能反映作者对全社会的关注，故本书所选列传的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二，是符合原著编排意图的。另外，为了帮助读者对《史记》及作者司马迁的了解，附录中收人注释了《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安书》一文，并收人“《史记》所记大事记”、“《史记》版本概况”、“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论著参考书目”及“《史记》名言警句”（在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读者可通过此了解有关《史记》更多的资料。第二，注释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有关古代典章制度的常识，为便于读者理解古代社会，故多所阐释。对难懂字句，作白话疏通，为不使文义中断，注释号置于句末。本书所引《史记》正文，用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标点本做底本，以简化字排版。对原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等按通行字作统一处理。对部分保留字体，在注释中做出说明。

作为《资治通鉴》这样的鸿篇巨制，其在叙事中所涉人物、地名、职官众多。本书从作者洋洋洒洒的300余万言中选取其中25件重大事件，按发生年代的先后为序编排，并加标题，予以注释。本书选取时还注意到情节的生动性和事件的完整性。所选文章中涉及很多人物、地名和职官，对此不能一一予以注释，仅根据行文的叙述，对与行文关系密切者择要注释。此外，为了便于阅读，对生僻和易读错的字加了注音。对字和词语的注释力求简洁明了和通俗易懂。本书在注释时曾参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严衍《资治通鉴补正》、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及一些所能见到的选注本，特此说明。对有争议之处，主要是自己判断而定，至于理由、依据，限于体例，不作说明。

《三国志》65卷，其中《魏书》30卷、《蜀书》l5卷、《吴书》20卷。晋陈寿撰，南朝宋人裴松之注。是记述三国鼎立史事的一部最为完整的史学名著。作为一部列入“前四史”的史学名著，《三国志》在历代有无数次的传抄与刻印，在新疆就出土过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最早的刻本为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刻本，元、明刻本尤多。在传抄与刻印过程中，形成的错字与误句很多，清朝修《四库全书》时，对《三国志》的各种刻本进行了一次清理，形成了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但仍有不少错误，清代学者赵一清等做了不少考辨订正工作。20世纪30年代，由卢弼完成了一部集大成之作《三国志集解》，l95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另有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在海外刊行。l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由陈乃乾先生主持点校的标点本《三国志》，是学术界公认的最通行的本子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全书体例分四类，包括纪、表、志、传。本书精选了原著中的一些经典选段，除了表外，其他体例均有涉及。书后还附有《汉书》大事系年、名言警句、主要版本及重要研究著作。　本书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为底本，主要参考唐代颜师古所作《汉书》注、近代杨树达《汉书窥管》、陈直《汉书新证》等，分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释。注释选择生僻、难懂的词语，古今差异较大的官职、地名、风物予以注解，并对难字括注汉语拼音。此外，颜注及其他参考书未有标明的生僻字之音义均采自1983年修订本《辞源》，官职、地名、风物之释义采自1983年修订本《辞源》、1999年修订本《辞海》及1997年修订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等。对诸参考书中字、词、句的不同诠释，依据注者认识加以注解，或择一而从，或自行撰注，并未全都一一给予标注。 为方便读者使用，书末附有“《汉书》大事系年”、“《汉书》主要版本及重要研究著作”、“《汉书》名言警句”（在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

《吕氏春秋》分析和论述了《吕氏春秋》与先秦各家的异同，并进而论述了“兼容并蓄”这一杂家的特点，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在《吕氏春秋》之前，苟子、韩非已经不公开地采取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在《吕氏春秋》之后，汉、唐到宋、明各大学派，也都“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外来的佛学思想，也被某些学派所吸取。因此，《吕氏春秋》此次再版，书名改为《：兼容并蓄的杂家》，以突出“兼容并蓄”这一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初版的书名《杂家帝王学——（吕氏春秋>》是丛书编者建议采用的。）“兼容并蓄”虽然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但能否择优“兼容”却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深刻吸取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采取“霸王道杂之”，于是有了汉朝的盛世——文景之治。令人惊异的是，汉初崇尚的“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与《吕氏春秋》的主张十分近似。《吕氏春秋》指出：“前者是事后总结得来，后者是事前预先规划，中间隔了一个秦王朝。秦王朝的产生和崩溃，是汉初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契机，它雄辩地证明了《吕氏春秋》思想的卓越和预见的可贵。”同时，这也说明了“兼容并蓄”不能是简单地凑合，而是根据现实情况，选择、综合各派优秀思想，才能成为新的思想体系。

宋人笔记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庞大，《全宋笔记（第4编7）》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是一部系统整理过的收罗齐全的宋人笔记总汇。每部笔记均由整理者撰写一篇有学术价值的点校说明，内容包括作者小传、成书经过、内容评价、版本情况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况等。

《帝王略论》作为初唐时期的一部通史性著作，其记事上起传说中的包羲、炎、黄，下迄隋朝灭亡，其评论所及则上起夏禹，下至隋文帝，既有史的叙述，又有评论在后，史论结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帝王通史。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帝王略论》在对人物的评价中，广泛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唐朝初年，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刚刚从隋朝末年的大动乱中走出来，他们对于得天下不易、治理天下更难这一点的体会更深刻。于是，在励精图治的同时，他们也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注重从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和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中寻找有效的治国方略，这样就形成了自西周初年和汉朝初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大总结。《帝王略论》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完全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统治集团的要求。所以，“览前王之得失”、“以古为镜”，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治国方略，就构成了《帝王略论》撰写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帝王略论》是用一问一答的新颖形式撰写的最早的一部有关历史评论专书，并对中唐以后的通史撰写和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它就不仅仅是初唐史论的代表之作，而且在整个唐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进而在唐朝以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都应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宋论》以舒士彦先生点校整理的《宋论》为底本，凡文字有“校勘记”处，依“校勘记”直接改正；标点也以此为主，仅个别地方有所改动。篇目的选择，遵循本套丛书的统一要求，尽可能入选原书中论述有见地和体现作者主要观点，同时又富有趣味性的篇章，每篇内容也尽可能保持完整。因原书每篇都不立题目，舒士彦先生在点校整理过程中，在每卷这下为之添加了篇目顺序号。为阅读方便，笔者在舒先生篇目顺序号的基础上，又尝试着拟加了篇名。

这本《双山张氏六百年》，共1031页，约120万字，是双山张氏自一世祖（始迁祖）张海山，从元朝末年（1368年前后）逃荒到山东省双山村后，六百多年来，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双山张氏历代先人各种历史资料的汇编，其中包括传记、碑文、墓志铭、圣旨、先人画像、故事传说等。这本书是双山张氏历史人物简介，是双山张氏的家族史，是双山张氏的家史档案，是双山张氏有史以来第一本史料大全，必将帮助同族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奔向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