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的《二万五千里》誉清稿本是目前存世最早、最权威的长征回忆录，1937年2月在延安由编辑根据作者原稿整理成册。这部回忆录的作者均为亲身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后来大多是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他们用笔记录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整个过程，是记录红军长征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在作者原稿早已佚失的情况下，这部誉清稿本无疑最为接近原稿，是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十分宝贵的原始文献。为了永远保存这部珍贵的文献，上海人民出版社用极高的精度对全稿拍摄制版，影印出版。《二万五千里（珍藏本）》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党史、军史专家的高度评价，有关专家用“有极大的震撼力”来评价《二万五千里（珍藏本）》的出版。

宕昌地处甘肃省南部，陇南市西北部，历史上为古西羌地，设立过国、州、郡、县等建置。勤劳勇敢的宕昌人民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经历了上下几午年的风风雨雨，在地域建设史上有过它的辉煌，从荒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业绩卓然，功不可没。尤其在改革一蔟二十年来的战斗历程中，各行行业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生活逐步迈上了小康。昨日伟大复兴，抽象来今天的繁荣昌盛，修志工作者在《续编中》都给予了详尽的记载，在存史、资治、教化上皆可汲取一定的营养，掩卷默思，感慨良多！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深深地感动着中国，影响着世界。本书运用“纵横结合”的方法，选取典型的史实，以求真、务实的笔触，图文并茂的形式，告诉人们一个个真实的长征故事，再现了红军当年长征的非凡历程，热情讴歌了可贵的长征精神。全书共分四大部分：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艰难的转折、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潘景郑先生是近现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本书收录他所藏及所见的善本书之题跋403篇。凡宋元精刊、明清佳刻、抄本、校本、稿本等，应有尽有，且所藏小学、金石、诸子、晚明史籍、稀见方志、词曲学方面的古籍更为丰富。其中许多题跋对各书的传世版本作了总结性的叙述，对治学者尤多帮助。据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影印。右书跋四百三篇，捃三十年来藏见所记。掇拾丛残，什存二三。须弥之萤火，何堪问世。第念平生蓄聚，过眼烟云，食跖祭獭，聊志鸿泥。至若言不及文，事都无绪，局方隅于牛羊之眼，鼹鼠满腹之饮，只足贻笑方来而已。仆童龄孤露，鈒镂早非。寢馈枕籍，楹书具存。弱冠以还，略识为学之径途。馀杭章师，诏示经史之绪。霜厓吴师，导游词曲之门。愦闷结车啬，启诱良殷。顾贪多务得，犹不免支离琐碎之病。学艺之外，耽嗜图书金石。才十五六龄时，便节衣缩食，有志穷搜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自壬戌迄丙子，十五年中，積书卅万卷，石墨二万通。簿录甲乙，丹黄纷披，甘老是乡矣。”

江泽民同志在一汽工作期间，那种为人处世的真诚厚道，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那种处处关于心他人的高尚品格，难以心述。本书只是选取点滴，但就是这几滴水也能折射出耀眼的光辉。江泽民同志极富感情，也极重感情。他调离一汽后，相继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地任职，“官”越当越大，但他同一汽人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过。当他得知一汽有人到上海、北京出差开会，就一定要请去唠唠，了解一汽一些老同志的工作生活情况。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后，他日理万机，他一直关心着一汽的发展。1991年、1995年、2000年，江泽民同志3次视察一汽，除了送来党和国家的关怀之外，还亲切会见老同志，挤出时间在他下榻的宾馆和大家一起叙旧，操琴唱京戏、唱歌，向老同志赠送诗笺留念。大家都说江泽民同志是个特别重情义的人。

天一阁藏《天圣令》为明乌格抄本，存十卷，虽系残本，却记载着已失传的唐《令》、宋《令》，有许多法律条文是现存史籍中未见记载的，有不少条文比现存史籍所记更完整。从初步整理看，《天圣令》残卷计289条，所载唐《令》有222条。作为目前传世的唐宋时期的唯一一部令典，《天圣令》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令典编撰体例和形式，研究令典的地位和作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并且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及日本古代律令的形成，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老照片》已经渐次出版到了第49辑，每一辑都在读者中激起层层涟漪。本级也不例外，秉承一贯的文风，图文并茂的告诉读者一些曾经发生的故事。每一张照片的出现，都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它的特殊意义绝非一张照片可以定义。...

这是一部由近百名亲历者和知情者回忆、口述的历史。1965年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一年，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武汉到长沙，5月21日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从本书对毛泽东二上井冈山的历史回放中，似可窥见当时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端倪；发现其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发动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秋收起义38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重返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是一次感情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40年后，本书作者沿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路，采访了近百名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领袖人物的亲历者和知情者，以毛泽东二上井冈山为主线，生动讲述了1965年春毛泽东从武汉经湖南到井冈山的数十天的所历、所思、所讲，以及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记录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史实；从中探寻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书中一百多幅珍贵照片，不仅见证了这段历史、更增加了本书的史料价值。

《剌史行事录》取材于墓志和碑碣。近几年，我们在编写《洛阳出土墓志目录》（朝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和《洛阳出土历代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两书的过程中，接触到各个朝代、各种类型的官吏墓志和碑竭。在这些官吏中，剌史尤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剌史不单单是一个州的剌史，他们往往使持节某州、某几州诸军事，都督某州、某几州诸军事，是封疆大吏，一方重臣。他们的行事无一不与一方百姓的生计，一方社会的安宁，一方吏治的清廉息息相关。全书共收录从汉至辽的各代刺史507人，涉及州559个。这些刺史的资料都是当时历史的客观写照，是了解和研究当时历史和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不可少的史料。本书将分散于各种著作、期刊之中的这些刺史的墓志和碑碣集中汇编，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对这些资料的使用。

江绍原，（1898-1983）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农历正月二十日生于北京。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不久即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1920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意林诺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一年。1923年会国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容肇祖先生曾听过他的哲学课。　1927年应鲁迅之邀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国文系课程。1927年“4·12”大屠杀后离穗去杭州，靠卖文度日。以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大学、北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上海中法孔德研究所、河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处任教、编纂或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商务印书馆编审等。1979年被聘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1983年被聘为中国民俗学会顾问。他一生追求进步。“五四”运动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参加了游行队伍，是冲入卖国贼曹汝林住宅、火烧赵家楼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者之一。与鲁迅等发起了《语丝》杂志。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为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自由》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之《悼词》中说：“江先生在解放前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表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解放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追求，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他的创新和开拓精神。他是1927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主席（据1927年北京大学引《国立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1927年到中山大学后开设了《迷信研究》课。他是30年代杭州民俗学会的发起者之一。1930年在北京大学开始《礼俗迷信之研究》课和《宗教史》课。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乔答摩底死》，他摒弃那种迷信者的研究佛书法，其“宗旨是要用《遗教经》来做佛学研究的一例。他希望有人能用这种分析、批评、考据的方法来研究佛家书籍。”（胡适《序》）192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它是由1927年发表之《礼部文件之九：发须爪》一文扩展而成，是更精美的著作，“他说明了古今关于发须爪的迷信的原因及人们如何的对付，这本书在中国迷信研究专书中毫不勉强的说是一部最早最完备的。”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他从古籍中对我国古代旅行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对于宗教、迷信的研究，不是单纯的为了研究而研究，更不是钻进去做研究对象的奴隶，而是有着明确的位社会进步服务的功利目的。正如周作人在《发须爪·序》中说：“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其《实生论大旨》（1923年亚东图书馆版）、《宗教的出生与长成》（1926年商务印书馆版）、《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1923年中华书局版）等译著，也有他的独特之处。不管是撰著还是译著，他都尽量搜集有关材料附于书后，使读者更加全面地对书之内容的理解。1927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开设了“一个从没人敢讲的《迷信研究》一课，编了一百多篇的《迷信研究》讲义，十八年秋天又在北京大学开辟了《礼俗迷信研究》一课，根据《迷信研究》又增加了许多材料，改为《礼俗迷信研究》讲义。”（叶德均《中国民俗学会研究的过去及现在》）他还在《北大日刊》、《语丝》、《鞭策周刊》（多以“不失”为笔名）、《贡献》、《京报副刊》、《科学月刊》、《东方杂志》、杭州《民俗调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研究文章；五百多则“小品”，是民俗学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他精通英语，除翻译有关英文学术著作外，还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还从俄文本翻译出版了《印度民间故事》（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晚年致力于《周易》和文物考古的研究。他是我国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且在我国民俗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卓越的贡献。这部书信手迹就是[文革]十年动乱的劫后残余，其中包括鲁迅、周作人、蔡元培、俞平伯、钱玄同、胡適、郭沫若、胡乔木等二十位致江绍原的亲笔信共一百五十九封，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本书所收书信的排列除将鲁迅手札列余首位外，各位之信均按撰写日期的先后为序，并对每信略加介绍，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