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洲”形象地描绘了吉安人文荟萃的历史景观，如此盛况当与吉安历史上十分发达的书院教育分不开。白鹭洲书院、阳明书院、龙江书院、泷江书院……为庐陵文化的崛起，理学在江右的昌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书将图录和文记相结合，丰富、立体地展现了吉安市书院的古今风貌。

《易经生生篇》七卷，原名《周易冥冥》，明代福建晋江人苏濬所撰。“生生”语出《周易·系辞》。《系辞》说：“生生之谓易”，意为阴阳万物皆新陈代谢，生生不已，《易》之义理，深妙精微，变化无穷，无所不备，宇宙万物之理，莫不备于其中，故书以“生生”名之。此书主要诠释《周易》之上、下经、系辞和说卦，其中《上经》、《下经是全书的主体。学者称此书“抉羲、文、周、孔之秘，而补程、朱、蔡、陈之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谓其“大旨主王弼虚无之说，一切归之于心学，非惟废卜筮之说，乃并宋儒言理而偶及数者，亦以为拘泥牵拘”。

螺阳，惠安县所辖镇之一，此处代指惠安县。《螺阳文献》由清末陈澍编辑，张大河校补，是一部惠安历代名人诗文选集，收录了唐至清代惠安县籍名人以及曾在惠安为官的人，包括缙绅、武秩、布衣、闺秀、仙释诸类的奏疏、书启、铭文、诗文等内容，很好地保存了历史文献，是研究惠安乃至泉州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本书也保存了一些古代重要选集、文集未收录的逸诗和逸文，如该书保存了韩偓在惠安松洋洞所作而未为《全唐诗》收入的佚诗，以及惠安县最后一位进士陈嘏的遗文等。本书刊刻于光绪九年（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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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演变长卷图示》简介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年，无数的先贤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推动着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数次王朝更迭和分分合合后，*终走向统一。 《中国历史演变长卷图示》为16开本，展开全长约9米，采用拼接折页的装帧形式。内文以色段和图示绘制出一条历史长河，清晰地勾勒出历史发展的脉络，直观展示了中华民族从“五帝”约公元前2550年至1949年近五千年来的演变过程。 图示中每一小格为5年，各朝代及主要政权在长卷中均有相应的位置。正文中每页均分上、中、下三段：上段以线段示意，为历代王朝及主要政权在我国历史中的交替演变过程；中段辅以地图，强调该政权此时此刻在中华版图上的位置或疆域；下段为国内外重大事件与人物，方便读者参阅对照。 本图示图文结合，表现方式新颖，突破了简单采用文字或数字表述历史的窠臼，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将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加强读者的立体思维能力。文中地图均由本社专业人员绘制，并报送国家相关部门审核取得审图号，图面精美，内容准确。它不仅是一本实用的历史工具书，还是一本反映中国疆域变迁地图册，透过地图学历史，事半功倍。

本书是晚明晋江人黄凤翔的诗文集和史书，包括《田亭草》和《嘉奖大政类编》两种。《田亭草》共有20卷，涉及策问、奏疏、序、记、说、传、行状、墓志铭、墓表、诔、祭文、启、书、试策、论、像赞、赋等多种文体，总计近300篇。除了作者自序之外，甘雨、李光缙等为该集作序。《田亭草》主要涉及怀古、感时、咏物、即事、即景以及往来唱和等内容。《嘉靖大政类编》无分卷，按照大礼、四郊、庄肃谥议、章圣南祔、京营、河道等18个主题分别编纂，大体上囊括了明世宗一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事，对研究晚明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是作者读史心得及对近人论著点评的一个集子，多聚焦于皇权的运行机制与影响，尤其是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会如何运作；同时对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大家治学也作了独到点评；此外，于学术研究之外，还或叙或议地讲些“陈年旧事”。对广大读者具有增长见闻、启发思维的作用。

本书对辽海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考证，系统梳理了辽海地区史前各考古学文化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材料，对辽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类型与分期、聚落空间分布特点、经济形态、原始宗教信仰、社会分化与等级制度、早期农业与文明起源、辽海古玉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密切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皇姑屯事件档案资料图集》收录了“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后的档案资料图片百余幅，通过事件发生的背景、策划、爆炸，张学良返奉，治丧祭奠活动，事件真相披露，事件的后果等几大部分，以图片、文字、影像的形式分别展现了事件发生的历史环境，呈现了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交代了事件发生的后果，对研究近现代沈阳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厚重的历史、真切的情感，李杭春著的《重走西迁路》同时也别具格式。早年，作者在鲁迅、郁达夫研究领域耕耘多年，有良好的学术积累和沉淀。她关注鲁迅，能与周氏兄弟声气相和，因为他们是她的“里人”：她研究郁达夫，总是最大限度去触碰、感应文字里流露的真性情，与诗人隔空对话；她偏爱萧红、苏青，亦与她们的寂寞与才华心有戚戚……“放文学的研究去文学的天空”，这在学术研究是一种野路子。凭着一种喜爱和需要，源自生命的喜爱和需要，觉得应该写出来，就去写出来，思想、文字完全是天然的呈现，全没有功利的牵绊。而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进而历史研究，是她近些年比较清晰的个人学术轨迹，并不为个人经历的动荡而改易。就本书而言，在厚重的浙大校史研究、竺可桢研究中一以贯之的，仍是这种心通万仞、举重若轻又偶富创见的表达风格，颇有点“放历史的研究去文学的天空”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