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记述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间这段历史的一部史学名著，它记述的主要是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故称《三国志》。《三国志》历来备受推崇，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而前四史被公认为是二十四史中成就最高的四部史书。由于具有巨大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三国志》不仅在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后世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国志》很早就流传到海外，有各种文字的版本，海外有众多的学者在研究《三国志》。本书是《三国志》的简明读本，共选取纪传二十三篇。选取的标准是《魏书》、《蜀书》、《吴书》在《三国志》中所占的分量以及人物在历史上的影响及地位。具体内容包括武帝纪、吕布传、荀攸传、董卓传、诸葛亮传、张飞传、周瑜传等。

南唐曾经是一个崭新的国度，在她的那个时代，总是以前瞻的角色昭示着未来，她其实已经走出五代很远很远。她的当代性，只有在充满发展因素的今天，人们才能够真正读出。但愿沉睡无数岁月的南唐尽数出历史的水面，看她在历史的一江春水里，曾经怎样气吞山河、激流勇进！

在宋朝的十八个皇帝中，有八个皇帝没有亲生儿子继承大统。即使是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有两个亲生儿子。竟然也是兄终弟及，其后由弟弟赵光义即皇帝位。终宋一朝，非皇帝亲子即位的比例竟然高达百分之五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朝却始终没有出现大的传位危机，且较之其他朝代，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也要少得多。这在历朝历代都是非常罕见的，不由得不令人惊讶。不过，只要透过表面现象往里看，便会发现宋朝皇室有许多诡异难言之处，为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否则也不会有“斧声烛影”、“狸猫换太子”之类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宫闱秘事。宋朝最奇特之处还不仅仅在于宫闱之间。众所周知，宋朝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时代，其最鼎盛之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五百万贯，而明朝总共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宋朝的文化成就也是空前的：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是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也曾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然而，这样一个辉煌的朝代，却先后在与辽、金、西夏、蒙古的战争中连连败北。终宋一朝，外患最严重，一直处在外族的威胁之中，其局面始终是“一切苟且而已”。正因为种种矛盾与奇特之处，宋朝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能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是一本宋朝典故的随笔，源于作者在阅读宋史资料时重点记录下来的一些著名的事件和人物，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更多的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生动而丰富的历史从来就是人类汲取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洞察过去，并不一定就能预见未来。但不看历史。一定不能看到未来。

今年9月初，重庆还困在百年不遇的高温大旱之中，忽接钱兄大群先生电话，得悉其力作《唐律疏义新注》（以下简称《新注》）杀青付梓，将作为“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心身为之一爽，当即就情不自禁地对着话筒高声祝贺起来。我确实高兴：为年届七旬而学术青春不衰的老朋友又取得了唐律研究新进展！为中国法律史学界和唐史学界添了新成果！“咬定青山不放松。”大群教授就属于这种性格的学者。20多年了，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选准的领域里，孜孜不倦地精耕细作，不论寒去暑来，任凭世风变幻，他依然那么儒雅，那样从容！在唐律研究的世界里，他享受着精彩，享受着乐趣，享受着人生！“天道酬勤。”有什么样的耕耘就有什么样的收获。于是，一本一本专著接踵面世。在唐律和唐代法制研究领域，大群先生为学界所称道的，绝非仅仅是笔耕勤奋、论著丰富，印象更深的还是他总有新见，而且敢于提出新见，并且坚持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那些新见。如唐律《律疏》在宋代以后就有《唐律疏义》与《唐律疏议》两种书名，清代虽然两种称谓都用，但《四库全书》国家版本称为《唐律疏义》，这符合唐代长孙无忌等人为《律》撰“义疏”的初衷（见钱大群《（唐律疏议）结构及其书名辨析》，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因此，他坚持把自己的大作定名为《唐律疏义新注》。又如，他撰文明确指出，“唐律不是‘诸法合体’的法典”，“唐代在整个立法上并不是‘民刑不分”’（见《论律、令、格、式与唐律的性质》，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再如，在大陆法史学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唐六典》是“行政法典”的时候，他连连撰文力辩《唐六典》非“行政法典”，指出“唐代法律体系中没有‘行政法典”’，“《唐六典》从未作为‘行政法典”行用”’，“不具有法律的属性”，更“不是‘行政法典”’（参见钱大群《（唐六典）性质论》、《（唐六典）不是“行政法典”》，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1996年第6期）。如此等等。他的诸多新见为法史学界所认可，特别是后两大观点，影响甚巨，目前大多数高校法史教学已采用是说。

严耕望（1916 -1996），安徽省桐城县人， 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于历史学家钱穆。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教职。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专治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以治学方法严谨闻名。其研究向来建基于庞大的原始文献和细密的考证，凭着学术成果和学识修养，严耕望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如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悼念文章中就称他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为《严耕望史学著作集》中的一种，对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辨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巨著。

《资治通鉴通鉴》在材料的分配上并不均匀，其中战国到三国共646年，78卷。晋到隋历时353年，106卷。唐五代343年，110卷。这主要受制于史料的详略。三国以前史料的主要来源是前四史，并没有新的材料，因此内容极其简略。西晋到隋这一时期在编写时无疑参考了新的史料，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无法分辨信史。而唐五代部分则运用了大量新史料，内容所占的比重也最大，是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北宋时期，天下承平曰久，文化发展迅速，私人藏书大量增加，很多失传的史书比如唐代的国史、实录、时政记等都重现于世，因此司马光在编撰这一部分史书的时候，对于其时种种野史、官史、谱录、墓志、行状、碑碣材料无不毕览，今人认为书中所引用的材料有200余种。在《通鉴》的具体内容上，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为开端，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因为史书的目的即在于“史鉴”，司马光于此作了第一篇议论——“臣光曰”。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不及当代史。纪年的体例上，凡是一年有几个年号的，《通鉴》一律用最后一个。分裂时期，三国用魏、晋的年号，南北朝则用南朝。

凯撒《内战记》，出自大名鼎鼎的古罗马帝国奠基人凯撒的亲笔，既是古罗马历史名著、拉丁语黄金时期的散文代表作，也是富有战略战术的兵书，对西方史学界、文坛和兵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书中坚持和谈为先、争取社会舆论的高招，颇有特色，深为古今有识之士所称道。拉丁语是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加泰隆语、雷蒂亚语、奧克西坦语、撒丁语等现代语的母语；它对英语、德语、俄语等其他西方现代语，以及对各国拼音文字的巨大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拉丁语现已成为国际性书面语和科学用语，很少作口语了；它被许多欧美国家视作文学用语，许多中学把拉丁语列入高中阶段的选修课，少数拉丁语系国家则作为中学必修课；凯撒《内战记》又常被用作学习拉丁语的阅读材料。随着国内青少年学习外语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学习拉丁语的人也日见增多。今远先生多年来勤奋务实，积累了丰富的拉丁语专业知识，出版过专著《科技拉丁语教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工990年）；又孜孜不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根据拉丁原文完成了凯撒《内战记》的新译工作，愿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余热。

本书出自已近三十年，今兹三版，有校订机会。惟近年工作既忙，又不便增补太多，影响版面，故未能随心所欲，多所增补，主要只是校订脱误而已；但久已发现之脱伪得到更正，心甚慰。此次出自，书名标目稍有改动。盖原撰续隋唐地方行政制度，与秦汉魏晋南北朝合为一书，故直颜曰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今因兴趣转移，县年事已迈，自度已无续撰隋唐之部之可能，故分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各自为书，但前面序文为全书而写，故总题仍旧，而以甲部乙部别之，将来如有同好，自可丙部丁部庚续为之也。双此次改版，余远万香江，不及督印亲校，一切烦邢义田、廖伯源两位先生任之，仅此致谢。

纸草学通常是古代研究中技术性和实证性最强的学科之一。这个特点无可非议地表现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以及古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专业技能来释读文本，而这些文本往往只有断编残简留存、且笔迹难懂。多数纸草学家除了识读、翻译和评注未出版的纸草，或者改进已出版的纸草，别无他求。但自19世纪晚期起，得益于乌尔里希·维尔肯奠定的基础，这个领域内的一些学者试图将纸草运用于更大的历史研究。最显著者莫过于借助纸草明确传统的事件叙述，哪怕只是通过“蠕虫的视野”，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现已持续了一个世纪，这在纸草学中已算不上新潮。就社会经济史的许多方面而言，纸草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古代史料，因此，利用纸草进行历史研究对于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世界，是极其重要的。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长期以来曾国藩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的笔下虽然不乏日常琐事，但在琐碎的叙述中，却蕴含着高尚的道德修养，这对感情日渐冷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来说，确实起到了劝世化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