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1927年逐步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强化其法西斯反动统治和树立蒋介石的独裁威望。在全国各地都举办过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其中以江西庐山训练团、四川峨眉训练团最为著名，训练团的成员是来自各派系军队的高级军官，地方荐任以上的官员，大学，中学校长，讲授三民主义的官方课程。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目的是向参训人员灌输国民党可以救中国。蒋介石是当然领袖的思想观点，为巩固其反动统治奠定政治思想基础。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大批培养基层军事干部投入战场，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军事干部训练团。又称“国民党军事干部战时训练团”。下面分为战干一团、战干二团等等，吸收大批流亡和失去家园的学生加入，毕业后担任国民党军的基层军政主官，训练团授课以军事为主，讲授国际形势，抗战前途。游击战术，一般的武器性能，使用维护方法，简单的识图用图知识，曾为国民党军队培养大批基层军政干部。

《晚清宫廷实纪》是吴相湘先生的成名作，1952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晚清宫廷实纪》依据大量故宫档案和私家史料，通过对帝后生活起居的观察，发现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例如有关辛酉政变、慈禧临朝、湘军勤王、同治早死的传闻，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捕风捉影，真相难辨，现在经过《晚清宫廷实纪》的揭示，都拨云见日，豁然开朗。《晚清宫廷实纪》在史料的运用上以小见大，寄寓深远，研究方法新颖独特，在史学界享誉甚久，被剑桥《中国历史》列为清史研究的必读书目。

一八六四年七月廿三日，天京城被曾国荃率部突破，李秀成领千余人护幼主突围后，在南京方山丁村被村民俘获，献至清营。廿八日，曾国藩由安庆抵金陵，亲审李秀成并令其书写供词。是年八月七日，曾国藩杀李秀成，之后将李秀成所写供词删改，命人抄写二份，一份送清廷军机处，另一份则交其子曾纪泽保存，并于安庆刻板付梓曰《李秀成供》，此即世所称“九如堂本”，而李氏供词手迹原稿则秘不示人。直到一九六二年七月，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将李秀成供词手迹交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名《李秀成亲供手迹》，至此“湘乡曾八本堂藏”原稿始公布于世。安庆九如堂刊印本共二万七千八百一十八字，而湘乡曾八本堂藏李秀成亲供手迹较刻本多九千余字，约三万六千一百字，计七十四页。除此手迹与刻本外，光绪末年，扪虱谈虎客根据曾刻本再加删改，交日本广智书局刊入《近世中国秘史》中。一九四四年，广西通志馆吕集义先生曾获阅曾氏家族秘藏多年的《李秀成亲供手迹》，用“九如堂”刻本对勘，抄补五千六百余字，并摄供词手迹照片十五帧，出版铅字排印“广西通志馆”本。李秀成供词版本流序，以上述四种为主，余则不足论。李秀成（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六四年），广西藤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随舅父读书两年，因家贫不能多读，遂于村塾帮工以补家用。一八五一年参加太平军。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得杨秀清保举为右四军帅，继而升任后四监军，驻防天京城外高桥。同年秋，李秀成跟随石达开去安徽巡查民务，得石达开赏识。一八五六年，在救镇江和破江南大营两役中立功，委为地官副丞相。一八五七年十月，封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因上请洪秀全重用翼王，疏远安王、福王而遭严斥，被革除封爵。一八五八年，任后军主将，与陈玉成同为军率。越年封忠王。一八六零年夏，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再破江南大营，攻占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等。一八六三年自丹阳回天京护都，力劝洪秀全“让城别走”。为洪秀全所斥，至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一生行状，尽供于此。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在供词中对太平天国的兴衰过程及人物、战役等皆有记录，史料价值甚高。历史学者每从李秀成供词里获得太平天国详细资料并引发争论。但因供词原稿秘不示人，世人对李秀成、曾国藩之论多援传说，因此，出版《李秀成亲供手迹》对厘清历史、比勘史料颇具价值与意义。此版按曾约农“湘乡曾八本堂”藏本原貌影印，原册高一七三厘米，宽二七厘米。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作者痛苦的经历与德国纳粹造成的浩劫紧密相连，作者的经历是我们了解集中营及大屠杀那场浩劫的重要渠道。它为历史学家、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劫难的历史真相。读过之后，相信广大读者的心中有了一个幸存者完整的形象，会让我们感受到浩劫本身就发生在“普通”的人类社会之中，而不是在遥远的其它星球。

《三味书屋与寿氏家族》试图以绍兴覆盆桥思仁堂寿氏家族作为首选的研究对象，力求全方位地搜集、发掘、梳理和研究这个家族史料，重点探究其清末民初鼎革时期的历史，感受其时代的风风雨雨，真实记录其文化传统的光与影，从而汲取我们所需求的思想、精神和其他有用的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思仁堂寿氏家族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并称前四史。一、陈寿与《三国志》陈寿，字承祚，生于蜀建兴十一年（233），卒于西晋元康七年（297）。祖籍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这里曾出现过司马相如、扬雄等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初仕蜀汉，任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蜀亡，复为官于晋，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陈寿的传记见于《华阳国志》和《晋书》，两书对陈寿入仕经历的记载稍有不同，在此不再赘述。《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称其少时从学于蜀国第一流的学者、经史学名家、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春秋三传》，精于《史记》、《汉书》。《晋书·儒林传》曾把蜀国太学中师事谯周的学生譬作孔门弟子，陈寿则被喻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游。陈寿所撰《三国志》问世后，立即为他赢得了无上的荣光，时人评价该书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尚书郎范颓等人推奖说：“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意谓《三国志》虽文采略输司马相如，但内容却远胜之。陈寿还曾经撰写了《古国志》，被同时代的中书监荀岛、中书令张华称许为‘‘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可惜的是，该书与他另外的一部《益部耆旧传》，都没有能够完整地流传下来。后人对陈寿却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而这也使《三国志》蒙受了“秽史”的恶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习仲勋，刘志丹，谢子长不畏艰险，顽强拼搏，与凶恶的敌人斗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斗争，终于在大西北陕甘边区开辟了一块革命圣地。《红色圣地上的呼啸声：习仲勋在陕甘边区》突出和贯穿了刘志丹、习伸勋等同志在创建陕甘边区的领导作用；突出和贯穿了陕甘边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突出和贯穿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正确路线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和指导；突出了二战后陕甘边区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给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又特别反映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赶到陕北，挽救西北党内危机的重大意义。《红色圣地上的呼啸声：习仲勋在陕甘边区》所述故事充满传奇，情节曲折起伏，许多事件属于首次披露。

《韦昭注辨正（繁体版）》以《国语》及韦昭注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历代其它相关文献和经师训诂成果，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揭出三百三十九处文本或韦注，认为其中有些是韦注本身的问题，前贤尚未发现；有些是前贤已经发现了的韦注的问题，但尚未给予真正解决；有些则是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虽未必与韦注有关，但涉及对《国语》的理解，《韦昭注辨正》对其逐一进行分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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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第68辑）》主要介绍了佘戈松：山战役影像志、崔泽春：“父亲眼中的赛珍珠”、杜应国的：一位“五四”老人的影存、孙健三：时吉山的摄影人生、徐家宁：晚清天津租界纪事、王天增：影集里的回忆、赵海成：五十多年前的车模……等作家的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