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实录·察哈尔卷》（附宣化府·口北三厅）是一部大型历史文献工具书，内容取材于《清实录》中有关察哈尔、宣化府、口北三厅在大清十二朝的实录记载，包含历朝皇帝上谕和大臣奏疏及皇帝的巡幸、战事等活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全书按清代历朝分为十二卷，加附表，近82万余字，是了解、研究清代张家口区域内历史*为准确、详实、便捷的史料典籍。可作为察哈尔历史研究学者和广大教师从事教学及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学习、研究察哈尔历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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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为官二十四载，从罗城县令做到两江总督，苦则与民同苦，乐则与民同乐，一身正气，并世无两。本书从于成龙的仕宦生涯中截取了十二个令人感动的小故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再现于成龙的清廉形象。阅读此书，不仅能够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史修养，更能激发其从政理想，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为官从政的自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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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著名汉学家裴宜理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分七章，作者运用环境学、生态学等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并对捻党、红枪会进行了细致探讨。作者试图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作者创见性地揭示了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并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叛乱等关系提供了具有开创新意义的视角。

道光二十五年（1845），姚莹在西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着《康輶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他说：“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三。该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有所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康輶纪行》一书中具特色、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内容是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和介绍。

本书是作者在收集了大量民国名人撰写的情书、家书以及真实故事的基础上撰写的。以情书为主线，对沈从文和张兆和、朱湘和刘霓君、徐志摩和陆小曼、闻一多和高孝真、卞之琳和张充和、朱自清和陈竹隐、彭雪枫和林颖、金岳霖和林徽因、钱钟书和杨绛、朱生豪和宋清如等二十对民国时期拥有爱情的知名男女的真实故事进行讲述。在他们互寄的情书里感受红尘往事与悲欢离合。

颜李学派是清初非常重要的学术流派，由于自身学说痼弊及外部政学环境的变化，于清中叶走向中绝。百余年后，戴望搜辑颜李遗著，编纂《颜氏学记》，开启颜李学重光之端绪。晚清颜李学的传播，经历了由人际传播向媒介传播的递嬗，近代意义上的颜李学之雏形初具规模。进入民国，政治与学术的复杂交织成为民初颜李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在政治上，徐世昌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将颜元、李塨二人塑造为国家学术偶像，享受从祀孔庙之厚遇。在学术上，梁启超、胡适围绕颜李学与戴震学的渊源问题进行发掘研究；钱穆则否定颜李学与戴震学的渊源推测，从而解构掉梁、胡之前精心构建的“反理学”谱系。总之，作为中国儒学流派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分支，颜李学在近代之境遇，体现出中西交融、政学交织、反响不一等特征，这恰是传统学术在近代流变的一个缩影。

这是一本中国历史普及读物。以历史时间为轴线，从先秦时期到清朝，从公元前6000年华夏文明的起源，至1912年清王朝灭亡，对数千年中国史实、人物进行了清晰而客观地叙述。本书将中国历史上重要节点的一些人物和故事进行简单梳理，内容包括历史上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对外关系、学术思想渊流、各种制度的演进等，带给读者一份快速、及时、准确、全面掌握中国历史知识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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