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为宋代大家，相关文学、史学、经学等学术研究已相当充分。但对于欧阳修遗迹的关注却犹如“荒漠”，尚未有专题研究。欧阳修遗迹有的是其本人所遗留，有的是后人根据其诗文、掌故所兴建。其中醉翁亭、平山堂等名播天下，历来为游观胜概，修建、游览、雅集、题咏十分兴盛，衍生出了丰富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沉淀为内涵丰厚的文化符号，在古代文人遗迹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著共十章。前八章为个案考述，分别对欧阳修在仕宦、故里、出生、成长、逝世、归葬地州县的遗迹之兴废历史、背景原因、文化意义及历史地位进行了详尽考述。后两章为总结归纳与理论阐发，即在个案考述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欧阳修遗迹在分布、类型方面的存在状况，形成、发展与存废、盛衰方面的原因，揭示其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积淀，阐发其所蕴含的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本选题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选题创新度高，不仅拓展了欧阳修研究的学术领域，对其它文人遗迹研究还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深化遗迹和文学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地方文化建设；有益于地方名胜旅游、城市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边疆民族史研究，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它是中华民族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应邀为各项目组成员， 分别负责匈奴、 沙陀、 回纥、 党项、 吐浑、 蒙古、 回回、 汉等族历史的撰稿任务； 积极参与 《 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 《 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 两书的撰写并兼任副主 编。 与此同时， 还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200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局支持下， 又完成了 《 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专著， ２００９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局优秀成果二等奖） 及十余篇学术论文。 这里所选论文， 即为前述论文中的一部分。 内容涵盖沙陀、 蒙古、 回、 藏、 哈、 维等族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情况， 其中又以有关卫拉特蒙古史方面居多。

《中国近代大观》由《清龙盛衰》《民国艰辛》《红色中国（上）》和《红色中国（下）》四个部分组成。《清龙盛衰》由问鼎中原、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洋务运动和中兴、瓜分危机、君主立宪和革命五部分组成，分为125章。《民国艰辛》由袁大总统、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1927-1937、八年抗战、内战五部分组成，分为172章。《红色中国（上）》由三年调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两条路线、文化大革命四部分组成，分为96章。《红色中国（下）》由改革开放、两案审判、继往开来、薪火传人四部分组成，分为53章。《清龙盛衰（套装上中下册）》是登高远望的阶梯，以人物和时间为线索，勾勒出了一幅40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画卷。

10—13世纪，中国社会沿着两条主线、三大板块发展。两条主线为从唐到宋与从唐到辽、夏、金。三大板块为辽—金、宋、夏。以辽、金更替为界，三大板块表现为前、后三国鼎立。两条主线、三大板块不约而同地走在近世化道路上，近世诸元素的合力造就了各自社会的深度统一。三大板块趋同的近世元素、深度的社会统一决定了中国社会必然走向“大元”。社会的深度统一反过来也决定了元朝以后中国核心区再也不会走向分裂。《从内地到边疆：宋代政治与社会研究散论》分为三编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

本卷是“千村故事”之清廉大义卷。　收集和编撰历史文化村落血缘家族督导其入仕子孙为官清正廉洁、热爱国家、坚守民族大义的典故，以及忧天下、担道义的动人故事。弘扬“尽忠报国”、“修身齐家济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优秀文化。

近代以降，日本官方派遣来华的“留华学生”，在中日关系史上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与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本书以1871～1931年为研究时段，依据中日双方原始档案史料，并与时人日记、游记、回忆录等个人记录互补互证，尝试考订史实，钩沉梳理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制度的历史脉络，并力求对人物史事做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本书以近代广州的城市建设为切入点，在大量使用方志、政府出版物、档案、报纸、期刊、谱录、游记、旅游指南、文集、回忆录、海关报告等资料的基础上，探讨近代广州土地产权的产生及其被纳入政府行政管理的过程，试图以地域社会的角度，展示广州从清末到民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下从“省城”到“城市”的景观变迁和建构过程，以加深对中国近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认识和理解，重新思考中国城市的转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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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哪儿来？如今在哪儿？要到哪儿去？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某种全新事物的诞生。本书集历史、天文、物理和生物学的方法于一身，展现了宇宙、生命、文明诞生的过程，构建了一个宏观历史的框架，帮助我们清晰了解自宇宙大爆炸起每个时间节点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是一本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定位人类在浩瀚宇宙的时间线中，身处何处的漫游指南，也是一本关于宇宙、生命和文明的口袋百科全书。

随探索的深入，发现这类聚落名的构成大都可归纳为几种模式，而且它们的出现并非囿于中国东南一隅，而是远远跨越中国国境。这一语言现象产生的原因，不外乎发生学范畴或借贷关系，其中很多具体的情况尚待研究。在过去的数千年间，汉文化、汉语是对周围民族的文化、语言有重大影响的强势文化和语言。然而汉文化、汉语也受到其他民族文化、语言的影响，甚至在其形成阶段。聚落名的探索也使笔者深切体会到世界各民族俱经历了分化、交流、融合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至今并未结束。任何民族的历史都应置于世界历史的架构、世界历史的背景来考察。无论哪个民族过于强调其历史的特殊性都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