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图志》详细描述了长征的历程，为我们再次完美呈现了长征中的画面，仿佛身临其境，可以细细体味其中感受。书中描写了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地等的壮观场面，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党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长治，“居太行之巅，地形优选，与天为党”，所以古称上党，素有“天下脊”的美称。长治是历史文化名城，素有“古文化和古建筑博物馆之称”；长治是有名革命老区，是太行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这里是宜居宜游之城，素有“冬有三亚、夏有上党、避暑之地、清凉之都”之说；这里关山伟固、居高设险，历史悠久、文明久远，山河壮美、人文荟萃，厚土民魂、神韵飞扬，实乃太行山上的一颗明珠，并成为华北地区专享荣获“中国魅力城市”殊荣的城市。 《长治史话》以全新的视角，从 “历史沿革、史海钩沉、古今人物、地方文化、景观名胜、城市概貌”等角度出发，诠释和书写了长治历史与社会发展，既有亘古长存的历史足迹，又有今日始开的时代芬芳；既蕴藉历史的雄浑博大，又焕发未来的神韵风采。作为通俗读物，本书负有将长治展示、推介给世人的责任，对展示长治独特的风俗人情、历史文化，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书对辽代前期政治史、制度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新的阐释，突破了既有研究对辽代历史的整体认识，从而为“汉化”问题在中国史研究中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本书揭示出，自辽初开始，太祖至圣宗六位君主，契丹政权从传统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转变是始终不变的方向，即便在对外趋于保守的穆、景、圣宗三朝，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也完全承袭了辽初的方向，汉化不断走向深入。辽代前期的汉化程度，要远比学者们此前认识到的深入许多。

本书作者朱东安长期致力于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曾国藩的研究，曾出版三本关于曾国藩的专著。本书为其所发表相关文章的汇编，分“曾国藩与晚清政治走向”、“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府”、“曾国藩与传统文化”三个专题，以曾国藩为中心，围绕晚清政治和传统文化，对曾国藩、曾国藩集团、太平天国、晚清政府、义和团运动、庚子之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内容进行了探讨，还涉及周初政治、孔子思想、史学理论等，集中体现了作者多年来的深层思考。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和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合力打造的室刊，每年出版一期，集中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金元史重点学科”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每期并邀约业界知名人士撰写专稿，内容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史为一体，举凡政治、经济、宗教、考古、艺术等领域均有专论，以大历史、大视野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史进行全面考察，论题涵盖隋唐辽宋金元史的前沿学术课题，以重视史料、不尚空言，关注问题、鼓励创新为特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小腆纪传》是清人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南明史，全书共六十五卷，补遗五卷。作者徐鼒为清代著名史学家，博采野史、方志、诗文集，加以考证，成《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为南明史中较完备的一种。其晚年就《小腆纪年附考》同时期的各个人物编成《纪传》，未完稿即病死，其子承礼整理补订成书。两书虽叙写同时期的史事，但前者用编年体，后者用纪传体，一以年经，一以人纬，两书并行，对南明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

本书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的思想随笔集。1994—2018年间，从长达二十余年的、有关传统文化的阐释文字中，采撷经典的片段呈现给读者。陈来先生不仅勾勒了二十余年的文化特点，也对传统文化作了富有创建的阐发，字里行间彰显反思和批判的力量。从这些有思想温度的文章中，可以窥见百年传统文化的学术传承、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发展状况、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格局等。本书通过访谈等形式，生动展示陈先生二十年来对传统文化的不懈探索、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脉络，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传统文化研究的走势。

本书对近年出土秦汉简牍中的医方文献进行系统搜集整理，每条材料下列出解题、图版、释文、集注、译文等部分：图版依据出土简牍照片或摹本，逐字剪切处理后横行排列；集注包括各种发掘报告、专著、论文等，编著者个人看法以“今按”提出；释文、译文均吸收了z新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弥补了先秦两汉传世医学文献的不足，展现了先秦汉代我国传统医学的真实情况，有利于系统梳理中医药研究历史，加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发掘并弘扬我国传统医学文化，帮助广大读者全面、完整地认识中医药学的历史积淀，向世界展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n

郑孝胥在近代历史上，对政治、文学、艺术（书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参与伪满洲国而沦为汉奸，长期以来，论者多以政治标准评判其人，反使学界对他的研究不能深入，整体评价显得简单和概念化。这部书稿从实际出发，通过考辨史料，把郑孝胥1931年以前的生平与经历，放在所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分析，在客观评价前人研究和合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理性思考，提出己见，形成了对郑氏比较全面的、清晰客观的认识，切实推进了郑氏研究。书稿在述论郑孝胥生平经历的同时，特别注意考察郑氏“这一个”人物形成的原因、契机，在清末民国的作为、交往，以及其对于历史的影响及意义，不仅呈现了郑氏的个体状貌，并且从一个侧面丰富了近代中国的认知。相较目前已有的郑孝胥研究，这部书稿对郑氏的论述更充分、深入。一是细致、完整地完成了郑氏生平经历的考证。把清末郑氏定位为追随改革潮流的地方实力派官员，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他前半生的活动特点。郑氏在辛亥革命中、从1912年到1931年的遗老生活，也都得到详细的展现和仔细的分析。在撰写过程中，注意凸显出了郑氏经历中的几个关键节点。作者对材料的占有完全beyond以往研究，郑氏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反映出来的人际关系网，以及这张网背后的师承、利益、恩怨，都被深入细致剖析出来。作者还常常比较各种记载的异同，对一些轶闻进行分析，努力使描述接近史实，令人信服。书稿基本还原了郑氏从晚清能员到民国遗老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活样态，非常鲜活。这与作者详尽占有材料有直接关系。二是这部书稿立基于史、文史结合的特点十分明显。仍是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作者对郑氏名士而兼政客的人生状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行藏观念，“借君行道”、高度标榜的所谓“节义”，作了颇为新颖的总体阐述，表现出对郑氏心态的深入把握。以往对郑氏的研究缺少贯通性，有欠细致和深入，特别是在“政治”与“人文”两方面的融通上省察不够，这部书稿则着意于此，有的放矢，致力弥补，十分注意体察郑氏的人生样貌以及变迁，变与不变的微妙样态，得到了由表及里的深入发掘。另外，在史料的运用上，较好地处理了“以诗入史”、“以文入史”的问题，在论述中，往往利用诗文起特别的说明和点染作用。书稿语言流畅、简洁，富有表现力，尤其增加了“文”的色彩。总而言之，这部书稿，在立意上，在史料的运用上，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文史结合”的特征。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宋光宗、宋宁宗的统治：蒙古铁骑西征、南侵，无往不胜，西辽、花剌子模覆灭，西夏、金朝、高丽乞和......但南宋却完全缺乏现实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扼腕和忧心。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极广泛的读者覆盖面。本书选取宋光宗、宋宁宗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